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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智庫看中國 Perspectives On China

王浦劬

北京大學政治發展與政府管理研究所所長,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 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 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鄭姍姍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

01 引 言

公眾對于政府的信任,是政府切實有效決策和運行,實施公共治理,達成治理目標,實現公共利益的社會資本和心理基礎。

學者對中國大陸的實證研究數據顯示,中國政府信任具有“整體信任水平高,中央政府高于地方政府”的基本特點。在這其中,以農民縣處級干部、大學生等亞群體為主要調查對象的數據分析表明,其政府信任自中央至鄉鎮逐級遞減。學者把民眾對中央政府的信任度高于地方政府,對上級政府的信任高于下級政府的這種現象概括為“差序政府信任”。“差序政府信任”的概念表明,我國公眾總體上高度信任政府,尤其高度信任中央政府。同時,公眾政府信任具有政府層級性分化傾向,存在央地差異和層級差異,實際呈現為“央強地弱、層級遞減”的差序結構性特點。

“差序政治信任”固然具有政府信任總體程度高和中央政府信任程度高的優勢,但是,也存在著公眾政府信任層級性分化和地方政府信任程度較低的問題。研究顯示,公眾政府信任層級性分化和基層政府信任度低,增加了基層治理的難度、風險與成本,基于CGSS2010的實證分析結果顯示,“央強地弱”的差序政治信任結構與社會沖突之間甚至呈現正相關關系。同時,基層政府的信任程度偏低,往往具有聯動傳導效應,可能導致社會失序和中央權威下降和信任流失。此外,基層政府信任度顯著低于高層政府,也可能使公眾在利益受損和表達意見時更傾向于尋求上級政府幫助,進而提升公眾對群體性事件的感知水平和參與意愿,加劇越級維權的可能性。

由此可見,公眾對中央和高層級政府的高度信任并不代表其均衡地信任各級政府,尤其不代表其高度信任基層政府,而公眾對基層政府的低信任度,卻可能間接導致對政府信任的系統性侵蝕。因此,在進一步厚植我國公眾政治信任的同時,改善差序結構性政府信任,是我國政治發展和政府治理的重要命題。有鑒于此,本文以實證研究方法,對于差序政府信任的關鍵性影響因素進行相關性驗證和分析,在此基礎上,尋求改善差序政治信任結構的機制和路徑。

02 文獻綜述與研究假設

“差序政府信任”是政治信任的衍生概念,政治信任是社會公眾的政治心理感知,它以人們對政治體系利好與弊病的感知為基礎,是客觀實際與主觀感知相結合的產物。顯然,厘清差序政府信任的影響因素,是探究其發生原因,尋求其改進路徑的前提。為此,學界對差序政治信任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多方面研究,形成了制度績效、文化心理或兩者混合作用等不同解釋性看法。

許勤華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副院長、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李坤澤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能源戰略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文明不同于主權國家,并沒有明確的界限和指標加以劃分,并不存在其他領域常見的涇渭分明的競爭,更沒有任何一個指標體系能夠描述文明之間的所謂競爭。盡管文明之間并非總是和平共處,但合作始終是文明間關系的主流。即使以主權國家作為文明的代表來看,仍然無法改變文明之間以合作為主旋律的事實。

龐中英

中國海洋大學特聘教授、海洋發展研究院院長

世界和平、進步、新興力量必須明確拒絕“百年沖突”的可怕前景。“百年沖突”并不是解決我們這個全球化世界存在的問題的方案,反而將導致世界文明、世界經濟倒退甚至毀滅。我們必須通過國際合作治理“百年沖突”,贏得“百年和平”。爭取世界的“百年和平”應是中國外交奮斗的長期目標。

彭文生

光大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建立在第三方支付體系之上的電子貨幣,其對信用創造模式,分業和混業經營之爭、金融監管都有重要含義。數字貨幣如果發展起來,必然對金融的結構產生重大影響,而現代銀行體系可以說是公私合營機制,體現為享受政府信用擔保和接受政府監管,由此只有理解了數字貨幣的公共政策含義,才能準確把握未來發展的趨勢。

劉昕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導,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當前,一些在職干部在公開場合不愿說真話、不想說實話、不敢說心里話。 言及上級政府部門的部分政策,很多基層干部選擇了回避,謹守“為官不言”原則,干部“群體失語”現象在基層抬頭。一些基層干部不但在政府部門內部不愿過多發表個人看法或表明個人態度,而且在接受記者、研究人員的采訪調查時,或在一般性的社會交往過程中也很謹慎,對涉及政府政策等方面的問題不愿過多發表意見。換言之,基層干部的沉默行為已經從組織內部蔓延到了組織外部。

滕五曉

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教授

隨著應急管理部的組建,應急管理從非常態協同應對體制轉化為常態化職能部門日常管理體制,順應了時代的發展。進入新時代,我國應急管理迎來了戰略發展機遇的同時,仍然面臨嚴峻的挑戰,需要從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戰略高度、國家經濟社會發展規劃的系統維度、風險管理理論的專業深度和智慧科學的技術精度創新發展國家應急管理體制。

雅羅斯拉夫·利索沃利克

俄聯邦政府專家委員會成員,歐亞開發銀行原首席經濟學家

張恒龍

上海大學上海合作組織公共外交研究院副院長 經濟學教授

盡管美國最近采取的保護主義措施對發展中國家尤其不利,不過,發展中國家在尋求消除這種保護主義影響的途徑方面還是取得了重要進展,通過南南貿易的增長和貿易投資領域南南合作的優先發展,已經有效促進了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和現代化。

張明

平安證券首席經濟學家、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

在過去10年里,人民幣國際化取得了長足進展。但人民幣的國際地位,依然與美元、歐元等相距甚遠。要在未來10年內繼續深入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就要盡快推動國內經濟結構性改革,提高經濟增長效率,確保中國經濟能夠在未來10年繼續保持相對快速增長;要防止系統性金融風險的進一步積累,加快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大力發展人民幣作為國際計價貨幣的功能,加大國內金融市場向國外機構投資者開放的力度,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過程中鼓勵人民幣的跨境使用。

盛廣耀

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研究員

“無廢城市”的建設提出了一種新的城市管理理念,是一種將固體廢物環境影響降至最低的城市發展模式。“無廢城市”建設要求城市固體廢物管理,必須由“末端治理模式”轉變為“全過程綜合管理模式”。實施從源頭到末端的全過程綜合管理模式,以統籌推進源頭減量、資源化利用、無害化處置工作,將固體廢物產生量控制在最小,再利用、再循環利用率提高到最大,從而最大限度地降低固體廢物最終處置量。

王一鳴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博士生,盤古智庫研究員

特朗普對于美國經濟的信心是真誠的、篤定的,問題在于,市場是否敢于建立這樣的信心,選民會否愿意再次相信這樣的信心。特朗普希望將此刻延續下去,然而維持多久呢,美國經濟最終將選擇與總統和解、還是攤牌?如果是后者,發生在大選之前、還是之后?漫長的時間最終成為特朗普2020年連任競選的最大障礙,這種等待使得一切變得迷離難測,總統本身就是最大的不可測因素。

鄭新立

中國政策科學研究會執行會長

劉森

中國政策科學研究會研究二部主任

近年來我國經濟面臨下行壓力,加上近期美國一些人不斷升級中美經貿摩擦,對我國出口增長帶來不小挑戰。如何應對?我們認為,我國經濟保持持續健康發展需要擴大內需。目前,我國人均GDP不到1萬美元,正處于向高收入國家跨越的爬坡階段,內需潛力巨大。立足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把內需的潛力釋放出來,外需不足內需補,保持經濟持續穩定增長,是完全能夠做到的。

方芳

中國人民大學應用經濟學院教授、博導

隨著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經濟高質量發展對金融的需求已經發生改變,原有的金融供給不能與之相匹配。而金融供給側改革將圍繞著建設高質量發展的現代經濟體系,從供給側角度出發,改變金融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局面,為實體經濟發展提供高效率的金融服務,這是解決金融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的良方。

徐國慶

華東師范大學職業教育與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長

經濟發達的國家,如美國、德國、英國、日本、韓國等,無不是高度重視職業教育的國家。職業教育在這些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然而目前對我國來說,關鍵的問題是如何把產業對職業教育的需求轉化為學習者對職業教育的需求。我國職業教育發展面臨的核心問題是兩個需求的錯位。

羅必良

華南農業大學國家農業制度與發展研究院院長、教授

40年來中國農地經營制度變革,從最初農民對農地產權的爭權與國家的還權,到后來穩定承包關系與農地確權,其核心主線主要是圍繞產權界定來展開的,其基本的制度目標是試圖通過賦予農民以承包土地的排他權并強化其穩定預期,來促進農地流轉與農業規模經營。但是,產權強化并未取得預期的政策效果。因此,推進農業規模化經營,不能僅僅局限于農地產權界定層面的制度安排,更要探索產權實施層面的經營方式轉型。降低農地產權的實施成本,依賴于交易制度的創新及其組織選擇。

雷少華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助理教授

超越地緣政治、構建全產業鏈已經成為大國競爭的核心。只有建立在大規模就業和科技商業化的基礎上,以尖端科技為核心的高端產業才會有堅實的發展基礎。守成國家無法通過戰爭遏制新興國家在產業鏈上的攀升,因此只有對內強化產業發展,對外關閉國內市場、限制技術轉移和知識傳播、在全球范圍內打壓新興國家科技的全球市場轉化。從宏觀戰略的角度來看,在未來的幾十年中,構建全產業鏈將成為各大國的競爭目標,而出局者將很難再次具備在產業結構中攀升的可能性。

岳小穎

上海政法學院國際事務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

在印太地區的大國競爭加劇的情況下,小多邊主義的非正式性和靈活性吸引了體系中對多邊主義持保守態度的行為體。然而,該地區的小多邊主義的發展仍不充分。本地區的其他國家和國際組織對此機制的看法也不明確,小多邊安全合作的意圖和作用仍需要重新定義和澄清。我們要認識到,“印太”概念不是美國及其盟國所構建的專有名詞,中國的發展和利益決定了要對“小多邊機制”構建提出自己的解釋和看法,并采取理智和有效的行動,更好的促進本地區和平與穩定。

王建華

南京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教授

政策驅動高等教育改革的成功得益于行政權力的強制性、錦標賽體制以及對順從的激勵。但隨著這種改革模式日益常規化,政策實施過程中“顧此失彼”“制度區隔”“目標替換”“拼湊應對”等層出不窮。由于改革過程中經常政策貧乏與過剩并存,政策驅動改革的效果愈來愈受到質疑。要避免政策驅動改革的局限性,應以治理的現代化和改革的法治化為契機,以高質量的政策和創新的知識驅動高質量的改革,進而以高質量的改革驅動高質量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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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2萬億元的減稅降費“大禮包”落地,各地也開始陸續曬出減稅降費“成績單”。雖然各地落實政策很積極,但政策效果并不理想。5月工業增速創17年來新低,而財政收支壓力則更加明顯。關鍵在于,目前的減稅降費政策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想取得理想效果,還需要相應的配套政策,特別是有利于擴展市場空間的政策。
最新數據顯示,前5月,全國發電量同比增長3.3%,增速同比回落5.2個百分點;全國全社會用電量2.8萬億千瓦時,同比增長4.9%,增速同比回落4.9個百分點。值得注意的是,以前工業增加值與用電量曾經出現過背離走勢,其主要原因是服務業用電比例大增。但現在工業數據與電力數據同時出現回落,這可能預示著中國經濟放緩趨勢已延伸到更多領域。
美國商務部長羅斯預計,中美兩國領導人將出席6月28日-29日在大阪舉行的G20峰會,但他淡化了兩國在會上達成貿易協議的前景。他說,20國集團不是“你將在那里談判達成2500頁協議的地方”,“可能會就前進的道路達成協議,但這就是我們所期望的”。“我們最終將達成協議,但如果達不成協議,總統將非常高興繼續已加征的關稅并啟動新關稅”。
華為創始人兼CEO任正非表示,由于要進行版本的切換,預計未來兩年華為會減產,銷售收入下降300億美金,但今年和明年華為的銷售收入都會在1000億美元左右。這意味著華為的增長前景被大幅下調。他表示,這兩年華為要進行很多版本的切換,這需要時間和磨合進行檢驗。華為“走完這一步”以后,會“變得更堅強”。
繼中國銀保監會早前稱包商銀行大額債權收購和轉讓協議簽署工作已完成后,包商接管組負責人6月16日再次就其進展及市場擔憂發聲稱,包商依法依規打破剛性兌付,雖然帶來一點小的陣痛,但有利于糾正部分機構一些激進的經營模式。從監管層來講,可能會采取保守方式處理風險,而一旦選擇激進方式,很可能引發系統性風險。
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中心發布通知稱,為進一步提升銀行間市場回購違約處置效率,保障銀行間債券市場交易平穩有序開展,將組織開展回購違約處置業務。這有利于市場由認交易主體信用向更認質押品信用轉變。相關風險由回購違約處置參與各方及相關權利人自行承擔,也要求資金融出方對信用資質要有嚴格把控,因此低資質信用債融資能力預計仍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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