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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智庫看中國 Perspectives On China

安邦智庫(ANBOUND)

安邦智庫是一家獨立運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經濟政策研究機構。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庫,是中國現今最具建設性、最富經驗的公共政策研究機構。在長達26年的時間里,安邦致力于推動社會的開放、為中國社會的尊嚴而奮斗。

長期以來,中國經濟猶如一列高速行進的重載列車。深入參與全球化帶來了中國經濟增長的黃金時期,2001年中國加入WTO時,GDP規模只有約10萬億人民幣;到2019年底,中國的GDP規模已接近100萬億人民幣。18年時間GDP擴張了900%,這在世界經濟史上也是極為罕見的。

中國參與全球化的進程,既是中國對外開放,從世界吸收資本、知識和技術的過程,也是中國逐步走向世界的過程。于是,在成為“世界工廠”的同時,中國開始了逐步“走出去”,海外商業利益不斷增多,對外投資不斷增加,人民幣也開始了國際化進程。再往后,中國維護海外利益安全的需要與日俱增,中國有了“一帶一路”,中國還開始像其他發達國家一樣有了海外軍事基地……

不過,2020年初爆發的新冠肺炎疫情,有可能使得中國走向世界的進程放慢速度,調整節奏。面對疫情帶來的沖擊,安邦智庫(ANBOUND)的研究人員估計,在未來一到兩年內,中國可能要更多面對國內發展的種種問題,緩釋國內發展的各種風險因素,放慢增長步伐來彌補過去發展速度太快留下的缺陷和短板。總之,中國的發展中心要向內,而不是向外。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短短20年,中國已經遭遇了數次大的災難。2003年的SARS疫情,在公共衛生領域給了我們當頭棒喝;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給中國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和財產損失。不過,這兩次災難發生時,中國整體上處于深入參與全球化的“黃金增長期”,中國經濟發展的步伐并未因此而顯著放緩。

2020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是中國近20年來遭遇的第三次災難,也是17年來的第二次重大公共衛生事件。這一次災難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影響,是與過去一樣呢,還是有所不同?

從長期來看,新冠疫情對中國經濟不會造成顛覆性的影響,只是中國發展長河中的一個漩渦。但從短期來看,我們也應該理性地看到,此次疫情發生時中國所處的內外發展環境、發展態勢與過去有較大的不同。簡單來說,主要有三個方面的變化。

第一,中國發展的地緣政治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最主要的是中美關系發生了近乎逆轉的變化,中國的發展從過去的“戰略機遇期”進入到了現在的“戰略競合期”。這是影響未來十幾年甚至幾十年的大變化。第二,中國發展的地緣經濟環境發生了變化。具體表現為全球化進程受到干擾,貿易摩擦加劇,中美貿易戰更是直沖中國而來,并且演化為貿易-科技-金融的“三位一體”之戰。第三,中國經濟增速開始趨勢性地放緩,進入了長期的速度放慢、結構轉變的調整階段,各種結構性的矛盾愈發突出。

丁學良

全球化智庫(CCG)學術委員會專家,香港科技大學教授

在世界歷史上,任何一次傳染病的大流行,都是人類文明進程所帶來的;反過來,每一次大規模的傳染病又對人類文明本身產生極其巨大而深遠的影響。我們可以看到,傳染病大規模的流行對于人類文明有著非常深刻和全面的影響,它往往比戰爭、革命、暴動來得還要劇烈,因為它直接打擊了文明的核心和所有生產力要素中最根本的——人類本身,打擊了他們的身體,也打擊了他們的心靈。

趙明昊

察哈爾學會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員

特朗普政府不應對美國經濟抱過于樂觀的態度,它應看到,穩定的中美經貿關系對于美國經濟的重要性實際上在上升。白宮需要更加審慎地評估疫情可能帶來的各方面影響。中美雙方應就“第一階段”經貿協議的執行盡早作出妥善安排,在商品采購等方面美國需要給予中方一定的靈活度。此外,特朗普政府還應考慮對關稅政策進行調整,在關稅豁免等問題上采取積極舉措,幫助美國企業和它們的在華供應商應對疫情帶來的困難。

盤古智庫

目前全國除湖北省外疫情已呈現基本趨緩態勢。可以說,目前穩定疫情工作已經初見成效,但是同時我們也應看到疫情對經濟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尤其服務業,在短期內受到了比較大的沖擊。因此,對疫情所造成的的經濟影響進行科學評估從而精準施策是目前的當務之急。

曹鐘雄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新經濟研究所執行所長

當前,有些人把疫情影響片面地歸結為超常規的城市化發展。如果順著這種看法再推演,那么就是城市化所導致的。反觀歷史,不管是巴黎的鼠疫還是倫敦的瘟疫,并沒有改變人類對城市的向往。實際上,此次疫情在城市的擴散不是城市化本身的問題,而是我國城市化不足的問題,城市化過程中的結構性問題所導致的。錯的不是城市化,而是低質量發展的城市化,其實更貼切的說是“半城市化”所致。公共服務的不足、城市治理的不完善、應急物資儲備的建設等方面的問題跟這種半城市化發展狀態息息相關。

薛瀾

清華大學文科資深教授

本文通過對中國的現有社會狀況的描述,全景地勾勒出目前我國危機形態的特點,并因循社會、組織到個人的邏輯過程,揭示社會轉型期我國危機事件高頻發生的潛在誘因,說明危機事件的常態性以及進行危機管理體系建設的緊迫性;最后,在解析我國現有的危機管理理念和系統設置的基礎上,結合發達國家的危機管理經驗提出建立我國危機管理體系、實現"危機管理常規化"的政策建議。

亞洲金融合作協會秘書處

區域性或全球性的傳染病事件除了對大眾健康產生影響外,還會帶來更廣泛的社會經濟后果,而這些影響往往未被考慮在風險或影響的評估中。隨著國際旅游業和國際貿易的迅速發展,此類疫情事件所引起的經濟沖擊波將遠遠超出傳統衛生部門的管轄范疇及病原體傳播的原始地理范圍。盡管私營部門僅僅是間接地受到這些疫情事件的影響,但它們是被忽視但十分重要的利益相關者,他們可向衛生體系提供關鍵信息、資源和重要伙伴,以對潛在的傳染病事件及其社會經濟后果做出應對和準備。

李文峰

法學博士,最高人民檢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歲末年初,九省通衢的武漢市爆發了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并隨著春運大潮迅速蔓延到全國。1月20日,國家衛健委發布新年第1號公告:經國務院批準,將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納入乙類傳染病,并采取甲類傳染病的預防、控制措施。從刑法角度講,這一決定是非常必要的,及時喚醒了妨害傳染病防治罪這個沉睡已久的罪名。

金錦萍

北京大學非營利組織法研究中心主任

社會公眾踴躍捐款恰恰表明他們想通過這一方式表達共同承擔責任的意愿,是一種對于社會的擔當。這份擔當難能可貴,須得小心呵護。而也正是因為他們心系身處疫情中的人群,所以深為關切善款是否能夠真正用于解決他們所認定的社會問題,或者幫助到他們所關注的特定人群。這份擔當和關切,恰是我們幸運所在,也是這個社會依然讓人充滿希望的原因所在。

彭文生

光大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疫情發生后口罩成為稀缺品,價格大幅上漲,甚至有價無市,為找到口罩人們各顯神通,有機構因為不當截獲口罩而受到處罰。這自然帶來一些討論,口罩價格上漲是否合理、口罩應該如何分配等問題,觀點往往是針鋒相對。疫情導致口罩的需求突然大幅上升,供求缺口很大,這是問題的根源,但解決問題的辦法就不是那么清晰了。爭議在于通過口罩價格上漲來調節供求是否合理,在多大程度上非市場手段干預是合理的,怎么干預。

孫明春

博海資本首席經濟學家

在應對疫情沖擊、面對復雜的經濟與社會環境下,宏觀決策部門一定要把困難估計足,切忌冒進,而是要實事求是,統籌兼顧,平衡各種風險與挑戰。在宏觀政策的選擇上,應以財政政策為主、貨幣與信貸政策為輔。貨幣與信貸政策要避免全面放松,而是要“定向”增加投放,定向的目標同樣是防控疫情和保障民生相關的領域,主要目的是盡可能維持企業和金融機構的生存和周轉、保障職工的基本收入、保障基本生活必需品與服務品的供應、防止因為停產停工導致供應短缺、通貨膨脹及大面積失業。

盧鋒

北大國發院金光講席教授

目前疫情防控雖然取得顯著成效,節后返程高潮對疫情影響仍有待觀察,同時逐步恢復正常經濟運行也成為越來越具有緊迫性的任務。應對疫情無疑需實施宏觀逆周期調控政策。考慮一段時期以來我國經濟運行多方面特點,應對政策選擇可考慮與結構性體制性改革措施相結合,借助危機壓力突破一段時期以來推進改革障礙和困難,把短期抗擊疫情沖擊與推動長期經濟增長目標有機結合起來。

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

盡管“西方”被廣泛用作北美和歐洲自由民主國家共同體以及規范性項目的簡寫,但 “西方”從來不是一個單一的概念,而是不同傳統的混合體,這一混合體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化。在過去的幾十年里,對于什么使西方團結在一起的問題,答案是直截了當的:致力于自由民主和人權,致力于市場經濟,致力于國際機構中的國際合作。今天,西方的意義再次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我們正在見證:“西方”作為一個相對緊密的地緣政治構造,正在衰敗。

石羽

沈陽建筑大學建筑與藝術學院講師

李振興

沈陽建筑大學博士研究生

石鐵矛

沈陽建筑大學空間規劃與設計研究院院長、博士生導師

在當代社會我們不能阻止城市的發展,就不能阻止人員的流動,也不能制止傳染病的傳播,當前的中國城市在應對傳染病挑戰時,顯得十分被動,亟待提高城市的防御能力,從而將傳染病風險降至最低,城市的防疫建設應該和城鎮化同步進行,所以我們應該增強城市自身的傳染病防御能力,建設一個對傳染性疾病具有抵御能力的“防疫城市”。

黃奇帆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原重慶市市長

如不采取穩控措施,大量的中小制造企業會出現倒閉,更為重要的是,部分較脆弱的制造行業的產業生態,很有可能會被破壞,從而導致更長期的負面影響。物流中斷和疾控措施引發的產業鏈、供應鏈中斷帶來的沖擊比中美貿易摩擦要大的多,并且一旦中斷,形成了轉移替代,部分行業三十年制造業基礎丟了,很難再找回來。所以我們必須像是重視疫情自身一樣,高度重視保護產業生態、保護產業鏈和供應鏈、保護中小企業,只有這樣我們才真正能夠度過難關。

任澤平

恒大集團首席經濟學家,恒大研究院院長

曹志楠

恒大研究院

梁珣

恒大研究院

黃斯佳

恒大研究院

當前應盡快糾正地方“一刀切、層層加碼”現象,科學分級分類放防控。事有輕重緩急,疫情重的地區要把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疫情較輕的地區要兼顧防控疫情和發展經濟,不能每個地方都仿照疫區管理,而嚴重的后果由企業買單。截至2月11日,20個省市每萬人確診人數低于0.1人,確診病例為個位數的城市占47%,確診病例50人以下的城市占87%,大部分城市具備有序復工條件。

鄭興明

福建農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農村土地管理中的“諾斯悖論”,反映了地權邏輯下鄉村治理困境的制度性緣由,也揭示了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博弈式共生關系。利益相關者的共生與博弈形成了鄉村治理中的內在張力。綜觀博弈式共生下各方主體的利益訴求與行為邏輯可以看出,以“利益爭奪”為導向的土地管理方式是引發各種利益糾紛和矛盾沖突的源頭,這種土地管理異化現象是鄉村治理困境生成的內在動因。化解鄉村治理困境需要依靠法治的力量,通過持續推進法制建設,將土地管理與鄉村治理納入法治化軌道,這是地權邏輯下鄉村治理現代化的根本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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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更好地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中央日前決定從大局出發,調整湖北主要領導班子,上海市市長應勇出任該省省委書記。濟南市市委書記王忠林出任該省委委員、常委和武漢市市委書記。此前,國家衛健委副主任王賀勝已出任該省委常委。
從官方數據可發現,湖北以外的新冠肺炎全國病死率約為0.49%(57/11598),中國以外的病死率約0.2%(1/490),這比流感的病死率略高。根據安邦掌握的美國流感季節數據,從2010年到2019年,美國每年流感季的病死率從0.09%-0.18%。這意味著,中國以外的全球新冠肺炎病死率,相當于一次重癥流感。準確定義此次疫情的性質變得十分重要。
教育部日前表示,2020年中國普通高校畢業生874萬,同比增加40萬人。受經濟下行壓力和疫情影響,預計今年上半年高校畢業生將面臨更加復雜、嚴峻的就業形勢。面臨就業壓力的不只普通高校,還有大量職教畢業生也面臨類似問題。更值得注意是,中國2億多農民工也面臨著事實上的就業壓力(統計上不一定反映)。今年全社會就業壓力空前嚴峻。
從全球的范圍來看,基建投資面臨的不僅是經濟的問題,還面臨政治、文化、環境、社會等各種風險因素,而各種風險因不同的地域有所不同。對此安邦咨詢首席研究員陳功總結認為,在東方,基建是錢的問題;在歐美,基建是政治的問題;在非洲,基建是腐敗的問題;在拉美,基建是工會的問題;在俄羅斯,基建是地緣政治的問題;在中東,基建是地雷的問題。這些風險都需要予以關注。
2月13日,MSCI官網公布例行季度調整結果,具體來看,MSCI A股在岸指數增加了6只成分股,沒有個股刪除。MSCI全中國指數新增9個成分股,剔除3只。富時羅素也將暫定在2020年2月起,調整中國A股的權重。由于今年MSCI等國際指數針對A股的擴容將有所放緩,不少分析預計外資帶來的被動增量資金會相應減弱。但是實際上,從北上資金流入情況來看,外資布局A股并沒有“減速”。
國際信用評級機構標普在2月12日表示,中國冠狀病毒疫情可能造成的增長放緩,可能將今年歐元區和英國經濟增長各拉低0.1-0.2個百分點。標普全球稱,如果像目前預測的那樣,疫情在3月達到高峰,那么對歐元區經濟的沖擊可能主要體現在第一季。不過旅游等行業可能需要更長時間才能復蘇。但標普預計,疫情之后經濟活動的恢復會使歐洲經濟在2021年有所反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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