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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智庫看中國 Perspectives On China

任琳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全球治理室主任、副研究員,研究興趣: 全球治理、非傳統安全、歐洲研究

當前,國際社會有很多聲音對多邊主義的未來持悲觀態度,一些人認為G20機制難以在未來繼續推動和引領全球治理的發展。回顧G20走過的歷程,它應特定的危機而生,在應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時表現出色,然而如今全球治理所面臨的危機已不再僅僅限于單一議題的內涵。

目前的危機是全球體系的系統性的危機

為了厘清當下危機的實質,先要明確幾個基本概念:經濟全球化、反全球化、逆全球化、全球治理。

當下的逆全球化與反全球化潮流之間存在目標錯位。圖為2018年11月30日,即G20峰會開幕當天,一些民眾在峰會舉辦地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市舉行抗議G20的活動。

經濟全球化主要是由跨國公司推動的。企業要在全球范圍內更有效地配置資源、在世界大市場內尋求規模效應,所以才有了市場驅動下不斷加強的經濟全球化大勢。

與經濟全球化相對應的是反全球化,其主體是部分國家國內的普通民眾。如果說企業是經濟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的話,那么一些國家的普通民眾則淪為了全球化的受損者。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國企業遵循市場規律、注重全球競爭中的優勢地位、追逐源源不斷的利潤增長,同時不太關心有關國家的國內社會經濟問題。因此,普通民眾深切感受到自己的收入與高收入群體之間的差距不是縮小而是迅速擴大了。普通民眾對貧富差距敏感度的上升也是反全球化情緒的重要源頭之一。

全球治理是由國家行為體推動的,是為了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有效規制國家等行為體的跨國行為、降低交易成本。全球治理體系指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形成的一系列規制國家行為的國際機制,包括聯合國系統、世界貿易組織(WTO)、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等。當代全球治理體系形成了很多基于權利義務的功能導向的中性規則,具有去等級化的特征,不過也存在很多具有制度非中性特征的制度設計。

逆全球化是以既成發達國家為代表的國家行為體為主體,主要針對的是當下的全球治理體系。隨著全球治理的不斷深化,很多全球秩序中的重要環節、原初設想都逐漸難以推進和維持,例如美國主導的等級化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正逐步瓦解,包括布雷頓森林體系及其相伴的美元絕對霸權等;再如WTO為很多國家創造了適宜的對外貿易空間,使它們得自貿易的收益不斷上升,甚至讓美國感到了威脅。因此,既成發達國家開始批判全球治理體系的去等級化和功能性導向,在規則建制層面要求重塑等級化、維持自身不對稱收益,如此逐漸形成了一股逆全球化的潮流。

張正河

中國農業大學教授,中國縣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第一個是高質量發展,正確地做正確的事。全國大區域協調、東中西協調、區域內大中小城市間的協調,以及產業間的協調非常重要。第二個是尊重科學,勇于創新,并且堅定目標,重在實干。以“正合、地道、規律”為原則,勇于創新,不要按部就班,關鍵是要合理規劃并實施好規劃。最后是提升服務品質,重視實用人才的培養。

何廣文

中國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

何婧

中國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必然帶來中國鄉村發展形態、鄉村產業發展載體、鄉村治理和服務形態、鄉村運行機制等方面的戰略性轉型,進而推動提高農業供給質量、健全城鄉之間要素合理流動機制、提升鄉村發展整體水平、加強新型職業農民隊伍建設、強化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在此過程中,必將帶來巨大的金融需求。那么,鄉村振興的金融需求表現何在?現行農村金融供給制度有何缺陷?如何基于鄉村振興進行金融制度創新?

劉振偉

全國人大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改革開放以來, 在深化農業農村改革的各個重要階段國家都適時出臺了與之相適應的支農政策, 政策、科技、投入是農業和農村持續健康發展的三大重要動力源。新時代, 建立健全財政扶持、稅收優惠、金融支持、社會參與、村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民籌資投勞的多元投入增長機制, 對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意義重大。

任澤平

恒大集團首席經濟學家,恒大研究院院長

2019年一季度中國非金融部門總杠桿率為248.8%,較2018年底上升5.1個百分點,上升幅度較大。宏觀杠桿率大幅上升的原因有二:一是受季節性因素影響,一季度杠桿率環比增速通常較高;二是杠桿趨勢發生改變,同比增速出現反彈。居民部門、非金融企業部門和政府部門杠桿率分別上升1.1、3.3和0.7個百分點。居民杠桿平穩上升,企業杠桿大幅反彈,政府杠桿有所加快。

龐中英

中國海洋大學特聘教授、海洋發展研究院院長

即使我們判斷,美國確實以“冷戰”對付中國;但是,中美之間今后的格局是否是全面沖突的“新冷戰”,完全取決于中國是否也“以冷戰回應冷戰”。看來,中國確實到了需要新的戰略的時候了。戰略性的東西是根本大計,需慎之又慎,對之的調整,要避免一蹴而就的新戰略。如果一蹴而就,可能犯下戰略性錯誤。還是要“冷靜觀察”,再“冷靜觀察”,有一個更加穩妥的戰略改變。

許偉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員

十年過去了,次貸危機爆發的教訓正在被淡忘,危機應對時認為有必要推進的改革走了樣,危機期間行之有效的政策工具也被限制,應對下一次經濟衰退或者金融動蕩,救助者可能缺乏足夠有效的手段。雖然危機事先無法預測,且不會按照設定的藍本演化,但宏觀管理和金融監管當局保持機警,增加監管框架的適應性,不斷夯實緩沖墊,消除監管空隙或者機構職能重疊導致的監管競爭,注意政策的外溢和反饋效應,加強國際協調與合作

賈晉京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 宏觀研究部主任

當今時代的“工業黨”世界觀,需要立足于大創新時代,有動態的整體性視角,避免零敲碎打、閉門造車。正如全球生態體系是一個整體,當代全球經濟體系也是一個整體,“工業黨”世界觀需要進入21世紀,要有全球視野和整體性思維,“大創新時代”可以作為從共時性維度描述當今世界經濟的整體性名稱。

李永成

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學院

特朗普總統就任兩年多來,對外政策未能跳出自由霸權主義的窠臼,兼有繼承與調整的兩面,試圖在擴張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與霸權護持的雙重目標中找到更好的平衡。其繼承性集中表現為對外政策的強烈意識形態性;其調整突出表現為霸權護持優先的政策偏好,以突出經濟安全、強調公平貿易、減少海外用兵規模等手段護持美國霸權。

許漢澤

南京航空航天大學講師

李小云

中國農業大學教授

將扶貧項目的生成、申請、立項與落地實施作為一個完整的項目鏈條進行考察,發現在項目申請之前上級政府的“選擇性平衡”導致了扶貧瞄準偏離;申請、立項環節發生了扶貧目標的置換與項目的盲目擴張;項目落地后又遭遇了基層社會的解體重組與扶貧資源的碎片化。而這背后正是項目分級治理下不同層級政府的多重邏輯以及項目制與科層制之間的張力,二者共同導致了扶貧實踐與國家“精準扶貧”治理目標相背離。

周麗莎

國務院國資委研究中心研究員

建立出資人代表制度,是改革開放40年來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的主要經驗和取得的重大制度創新成果,應當始終堅持并不斷完善。同時要落實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國有資產情況制度。國有資產屬于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是全體人民共同的寶貴財富。依據憲法和法律,國務院代表國家行使資產所有權并負有管理職責,全國人大及常委會負有國有資產監督職責。

李紅娟

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經濟體制與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員,企業室副主任

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有兩條路徑,其一是通過技術,其二是通過改革,而技術囿于研發周期長和市場轉化期不可控等因素限制,在非常時期內通過改革調整生產關系,繼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其有效性顯而易見。因此,在當前從黨中央到地方各層面高度重視混合所有制改革,全面深入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意義深遠。在進一步推進國企混改過程中,諸如與誰混、怎么混、如何合等問題的解決將有助于改革實現實質性突破。

賈品榮

北京市科學技術研究院研究員

當前,北京已進入減量發展的階段,從集聚資源求增長到疏解功能謀發展。在減量發展時代,北京如何尋求新的發展動能?怎樣讓產業結構提質增效?在高質量發展的背景下,大力培育發展新興綠色產業,打造高精尖經濟結構,是北京的戰略選擇。而為了加快培育和壯大北京新興綠色產業,需要系統性推進制度創新、技術創新、產業創新、創新網絡建設。

宋錦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全球治理室副主任、副研究員

近年來世界多方聲音都對G20提出了批評,主要的批評意見集中于G20在全球治理過程中發揮作用的逐漸弱化。然而,2018年的G20峰會卻備受世界矚目,這種矚目不是由于G20機制本身取得了突破、形成了什么決議,而是它作為重要溝通平臺的作用得到了各國的清晰認知。中國能夠在全球治理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了,但國際社會目前還有一些疑慮,需要中國進一步澄清并完善自己的方案。

楊美霞

泰州學院教授

鄉村旅游是現代旅游業向傳統農業延伸的新嘗試,通過旅游業的推動,將生態農業和生態旅游業進行有機融合,是一種新型的產業形式。鄉村旅游具有精準扶貧效應,發展鄉村旅游可以幫助農村人口脫貧致富,促進城鄉均衡發展,促進美麗鄉村建設和農村文化資源保護,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實現鄉村脫貧、解決“三農”問題的有效途徑之一。

徐虹

南開大學旅游與服務學院教授

彩彩 南開大學旅游與服務學院

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發展必須以土地為基本保障、以資金為血脈流暢、以人才為運營根本的要素投入系統不斷健全完善和優化升級,政策在其中起到了引導方向、監督流向、擴大流量和確保增量的作用。政策作用的發揮不是靜止的,必須與時俱進,動態調整。

趙磊

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國際戰略研究院教授

世界格局與國際秩序是理解“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兩個關鍵變量。力量對比在變、游戲規則在變,因此國際社會面臨“大變局”。今天,世界格局的最大變化是發展中國家的群體性崛起。還有一個核心要素即準確定位中國的發展以及中國與世界的關系:社會主義中國能夠越來越主動地參與世界格局與國際秩序的塑造。在進入第四次工業革命的關鍵時期,雖然面臨諸多挑戰,但總體而言中國與發展中國家同西方發達國家基本站到了同一起跑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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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之后,世界地緣戰略長期謀求達成世界均勢,但現在世界一旦實現了均勢,又出現了無法把控的焦慮——未來世界將是一個無主導力量的世界。隨著更多的國家擁有核武器,如果未來在世界的幾個主要戰略熱點地區,沒有發生順利結束并且清晰可見勝負結果的常規戰爭,或者常規戰爭的結果不能證明常規均勢裝備的有效性,那么未來世界可能將由此進入核戰爭時代,這是一種可怕的后果。
國家發改委規劃司城鄉融合發展處處長劉春雨日前指出,下一步將研究制定有利于引導特色小鎮發展規范化的標準和地方標準,為創建更多的精品小鎮,產生更多的典型經驗提供制度土壤。劉春雨稱,目前缺乏足夠的起激勵作用的支持政策,需要防止這些特色小鎮從三年前“一哄而上”的過熱態勢,一下子轉變成未來“一哄而散”的過冷的態勢。
近日,財政部、自然資源部發布《土地儲備項目預算管理辦法(試行)》,試點在土地儲備領域按項目實行全生命周期預算管理。要求專項債券發行規模不得超過項目預期土地出讓收入的70%。這是中央為地方專項債開口子之后,為了防止地方將資金過多引向房地產,出臺的配套措施。從中也可以看到中央與地方政府博弈的一面。
整體而言,2018年中國辦公樓市場運行平穩。從區域看,2018年中國辦公樓開發重心主要聚焦在以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為代表的超一線、一線城市,以及以杭州、武漢、成都、重慶、西安、天津、沈陽為代表的1.5線城市。表明商業地產的發展與區域經濟的分化密切相關,城市的過度擴張往往不能轉化為城市經濟的活力,而人口的聚集是城市消費空間形成的主要因素。
據路透報道的一份內部報告顯示,印度鋼鐵部尋求立即將鋼制成品進口關稅從7.5%-12.5%上調至15%,稱因來自中國的進口和全球產能過剩的威脅。鋼鐵部指出,本國鋼廠需要保護。在全球生產過剩的背景下,越來越多的國家可能會采取貿易保護政策來保護本國相關產業,而中國作為全球生產大國,在此過程中受沖擊會更大一些。
據報道,日本制造業活動6月再次萎縮,新訂單以三年來最快速度下滑,表明在海內外需求減弱之際,日本經濟面臨愈來愈大的壓力。經季節調整的6月IHS MARKIT/日經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PMI)初值降至49.5,5月終值為49.8。日本企業擔心,如果將消費稅從8%上調至10%,將會打擊消費者支出,多數受訪企業呼吁推出更多刺激措施來提振經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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