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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智庫看中國 Perspectives On China

安邦智庫(ANBOUND)

安邦智庫是一家獨立運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經濟政策研究機構。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庫,是中國現今最具建設性、最富經驗的公共政策研究機構。在長達26年的時間里,安邦致力于推動社會的開放、為中國社會的尊嚴而奮斗。

長期以來,中國經濟猶如一列高速行進的重載列車。深入參與全球化帶來了中國經濟增長的黃金時期,2001年中國加入WTO時,GDP規模只有約10萬億人民幣;到2019年底,中國的GDP規模已接近100萬億人民幣。18年時間GDP擴張了900%,這在世界經濟史上也是極為罕見的。

中國參與全球化的進程,既是中國對外開放,從世界吸收資本、知識和技術的過程,也是中國逐步走向世界的過程。于是,在成為“世界工廠”的同時,中國開始了逐步“走出去”,海外商業利益不斷增多,對外投資不斷增加,人民幣也開始了國際化進程。再往后,中國維護海外利益安全的需要與日俱增,中國有了“一帶一路”,中國還開始像其他發達國家一樣有了海外軍事基地……

不過,2020年初爆發的新冠肺炎疫情,有可能使得中國走向世界的進程放慢速度,調整節奏。面對疫情帶來的沖擊,安邦智庫(ANBOUND)的研究人員估計,在未來一到兩年內,中國可能要更多面對國內發展的種種問題,緩釋國內發展的各種風險因素,放慢增長步伐來彌補過去發展速度太快留下的缺陷和短板。總之,中國的發展中心要向內,而不是向外。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短短20年,中國已經遭遇了數次大的災難。2003年的SARS疫情,在公共衛生領域給了我們當頭棒喝;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給中國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和財產損失。不過,這兩次災難發生時,中國整體上處于深入參與全球化的“黃金增長期”,中國經濟發展的步伐并未因此而顯著放緩。

2020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是中國近20年來遭遇的第三次災難,也是17年來的第二次重大公共衛生事件。這一次災難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影響,是與過去一樣呢,還是有所不同?

從長期來看,新冠疫情對中國經濟不會造成顛覆性的影響,只是中國發展長河中的一個漩渦。但從短期來看,我們也應該理性地看到,此次疫情發生時中國所處的內外發展環境、發展態勢與過去有較大的不同。簡單來說,主要有三個方面的變化。

第一,中國發展的地緣政治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最主要的是中美關系發生了近乎逆轉的變化,中國的發展從過去的“戰略機遇期”進入到了現在的“戰略競合期”。這是影響未來十幾年甚至幾十年的大變化。第二,中國發展的地緣經濟環境發生了變化。具體表現為全球化進程受到干擾,貿易摩擦加劇,中美貿易戰更是直沖中國而來,并且演化為貿易-科技-金融的“三位一體”之戰。第三,中國經濟增速開始趨勢性地放緩,進入了長期的速度放慢、結構轉變的調整階段,各種結構性的矛盾愈發突出。

張業亮

清華大學中美關系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委員

近十多年來,隨著美俄核安保合作的一些項目結束、俄羅斯經濟形勢改善、普京政府上臺后對俄羅斯全面倒向西方政策的調整以及俄羅斯對美國政策的疑慮,美俄在核安保合作中的分歧增加,俄羅斯對與美國開展核安保合作的動力減弱。烏克蘭危機發生后,特別是特朗普政府上臺后,隨著美國把俄羅斯作為戰略競爭對手,美俄之間在外交和安全領域的分歧增大,雙邊關系中戰略競爭性的一面超過了核安全合作所能帶來的安全利益的一面,美俄核安保合作也逐漸走到了盡頭。

姜躍春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張玉環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2019年,全球政治經濟格局加速調整,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升級,多重風險挑戰疊加,為世界經濟穩定增長帶來不確定性。首先表現在中東地區地緣政治局勢緊張,導致國際原油價格波動加劇,影響世界經濟穩定。另外也表現在全球范圍內反政府抗議迭起,威脅國家穩定和經濟增長。2019年以來,拉美、歐洲、中東地區多個國家爆發反政府抗議示威活動,經濟民生問題成為民眾抗議的導火索。民眾反政府抗議對國家和地區經濟增長產生不利影響,在拉美地區尤為突出。

王楨棟

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建筑系,高密度人居環境生態與節能教育部重點實驗室,教授,博導

鄔夢昊

華東建筑設計研究院初級工程師

戴曉玲

浙江工業大學建筑工程學院副教授

方家

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副研究員

扈龑喆

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建筑系講師

當前,我國城市發展面臨的挑戰來自于無節制機動化的出行環境惡化,迫切需要調整居民出行結構并盡力縮短出行距離,從而引導市民形成良好的出行習慣。由于歷史原因,我國大陸地區地鐵站點及其周邊土地開發普遍存在時空錯位,站城一體化開發較為少見。在未來的城市開發和更新中,各方需充分認識“融合型”模式對步行友好環境改善的巨大意義,積極改善“分離型”模式中連接路徑的通暢性和便利性,主動提升“互連型”模式中公共空間的識別性和舒適性,并引導城市綜合體提供更為豐富的業態和服務,從而推動步行友好的TOD核心理念在我國落地生根。

吳冠軍

東師范大學政治學系暨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信任的狡計”概念,指向信任在兩個層面上的政治性-實踐性智慧:第一,信任逼著信任做出者做出透支性的躍步;第二,信任逼著被信任者做出同樣巨大甚至更巨大的透支,從而不得不努力守護信任。這意味著,當你進入信任的結構中,信任不只是讓別人只能透支性地來信任你,并且反過來,你自己也將被牢牢固定進該結構中,努力守護所獲得的信任。信任的“狡計”不是去激勵,而是去逼使,取得信任從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可能覺得很容易就贏得了別人的信任,但真正有智慧的人會知道,獲得信任意味著,自己肯定交出去了重要東西(看得見的或者看不見的)。

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

經濟日報社中國經濟趨勢研究院

根據中國宏觀經濟系統模型預測,2020年,我國GDP增長率基本與2019年持平,保持平穩較快發展,就業、物價保持基本穩定,產業結構繼續優化,增長質量繼續提高。貫徹落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部署,做好2020年經濟工作,應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改善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的結構性功能,統籌“穩增長”和化解風險的關系,加快建立健全促進消費長效機制。

黃益平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金光經濟學講席教授

既然中國的金融抑制已經變成限制經濟增長和影響金融穩定的重要因素,下一步就應該往市場化的方向走。所謂往市場化的方向走,主要是三句話:一是發展多層次的資本市場;二是讓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三是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這三點都是要往市場的方向走,讓市場來配置資源,讓市場的規模擴大,改善監管體系。未來在這三個方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也不是簡單地往那里走,在走的過程中需要考慮哪些適合、哪些不適合中國國情。

連平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

孫長華

交通銀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當前和未來一個時期,全球金融風險趨勢性上升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進行觀察。第一,全球杠桿水平繼續增高,全球債務占全球GDP比值呈現較為明顯的上升。第二,新興經濟體正面臨償債高峰期,債務償還的壓力將明顯增大。第三,全球資本市場脆弱性正在增長。第四,新興市場貨幣匯率持續出現動蕩。全球金融風險趨勢性上升對中國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當下有必要認真分析全球金融風險傳導方式和途徑,判別其對中國經濟的負面影響。

金碚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區域經濟學會會長

在現階段,發展現代產業體系實質上是要在基本完了初期工業化之后,建立向工業化中后期推進所要求的更先進和發達的產業體系。工業轉型升級不僅僅表現在工業結構和工業體系的總體特征的變化上,更深刻地發生和體現在所有工業企業的戰略抉擇和戰略走勢上。實現工業轉型升級,發展現代產業體系,就是要在新的更先進的技術基礎上全面提升各個產業的自主發展能力和國際競爭力。

倪鵬飛

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與競爭力研究中心主任

人口問題是經濟社會發展的核心和根本問題。目前有關中國的人口尤其人口老齡化問題的討論很多,且觀點大都十分悲觀,這根源于目前仍然沿用西方發達國家傳統的概念界定和政策思維。而正在到來的智能化時代將徹底顛覆工業時代的人口問題,最終必將全面修訂老齡化的傳統定義,全面改寫勞動相關的制度和政策。因應智能化的時代發展,率先改變應對人口問題的思路,未雨綢繆,積極作為,可以將中國未來的人口負擔變成紅利、挑戰變成機遇。

陳建奇

中共中央黨校教授

張原

北京語言大學教授

回顧金融危機期間,世界主要國家面臨著經濟減速甚至衰退的壓力,超常規刺激措施成為G20等全球多邊治理機制共同倡導的政策重點,世界主要國家財政貨幣刺激政策力度空前。然而,超常規意味著突破常態,甚至偏離基本的理論規律,這種政策往往帶來難以預料的影響或者后果。金融危機以來世界主要國家突破常規的政策并不少見,盡管有些國家采取措施力促相關政策回歸常態,但仍然有不少非常規政策仍在延續。從這個角度看,全球經濟難以回避金融危機以來超常規措施所滋生的內在風險問題。

楊魯慧

山東大學亞太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百年大變局的核心要素是東西方格局的重心之變、全球治理的規則之變、崛起的中國與大國關系之變。中國之變主要來自“三個轉變”:角色身份的轉變、國際環境的轉變、對外政策的轉變。中國的崛起改變了世界,世界的發展離不開中國。百年變局的主線是中美之間的權力轉移。大國關系和矛盾轉變中最關鍵的是中美關系的質變,由此引發了百年大變局下的中國與世界關系發生了深刻變化并產生深遠影響。

張文魁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國家統計局公布了2019年成績單,我國GDP總量達到14.4萬億美元,人均GDP站立到1萬美元的臺階,正前行在從上中等收入邁向高收入的征途上。“立萬”是一個歷史性臺階,但是我們應該意識到,“立萬”之后的登梯步伐將更加艱難,而且登梯所需條件和所需政策與以前又有著微妙而重大的不同。從上中等收入邁向高收入并繼續向上爬升,是攀登“增長之梯”的艱難時段,外向競爭大企業在這一時段發揮了類似于“踏板”的作用,下一步,應該思考如何恰當地鑄造更多和更好的踏板企業。

江小涓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

國內生產要素和全球化基本面在發生非常重要的變化,即使不再發生貿易沖突,我們也不能夠想象可以重現過去我們開放對于增長的推動力量。對外開放要更多發揮提升增長質量的作用了。所以和國內匹配、和高質量匹配是完全匹配在一起的。下一步會發生什么變化呢?根據國內、國外的這兩個變化,會有三個我們可以看到的、比較有把握的判斷:1、中國會從垂直分工體系轉向水平分工。2、我們應該從有偏向的開放轉向中性開放。3、從政策性開放轉向制度性開放。

侯宏偉

河南師范大學商學院副教授

溫鐵軍

福建農林大學海峽鄉村建設學院教授

日本政府在農業發展過程中擔當企業家角色,主導農業資源的重新配置,其手段正是通過農協這一農業團體有效地將資源進行了合理分配。因此,可以認為,農協借助與政府之間的緊密關聯逐步形成在農村領域的壟斷地位是其壟斷屬性中行政壟斷的具體表現,但政府的這種保護方式形成的壟斷不是為了少數人的利益,而是為了更多弱勢小農戶的利益。借鑒日本農協理性內涵中的客觀經驗有助于為建立符合中國國情的農村合作體系提供基礎。

梁泳梅

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

中美經貿摩擦的主要表現是美國不斷對中國的出口產品加征關稅。在估算中美經貿摩擦對美國在華企業的影響后認為,由于美國在華企業在美國整體利益格局中占比較小,產品出口比例較小及其行業分布的特點,導致中美經貿摩擦對美國在華企業的影響十分有限,但這也意味著美國在中國的直接投資不會大量減少。中國應準確把握和平衡好利用在華美資企業牽制美國政府的應對措施,通過更高水平的擴大開放來應對中美經貿摩擦。

王中原

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專職研究員,講師,復旦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副主任

郭蘇建

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院長,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政治學系終身教授,美中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羅湘衡

東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部副教授,法學博士

一方面,中國政治學的發展集中體現在制度化、專業化和國際化上:另一方面,在西方化與本土化、科學化與方法多樣性、“象牙塔”與政治實用性之間還存在諸多緊張和矛盾。爭論的焦點集中于如何理解政治知識的本質以及將政治轉化為知識的途徑,相關爭論表明科學的、普遍的、實證主義的研究路徑同特殊的、歷史的、情境性的傳統存在沖突。我們倡導“全球本土化”之路或許有助于調和中國政治學研究的“全球化”與“本土化”之爭,它將整合“全球化”和“本土化”兩方面的互惠影響,在方法上兼顧"科學化"和"多樣性",并且平衡學理性和社會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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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更好地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中央日前決定從大局出發,調整湖北主要領導班子,上海市市長應勇出任該省省委書記。濟南市市委書記王忠林出任該省委委員、常委和武漢市市委書記。此前,國家衛健委副主任王賀勝已出任該省委常委。
從官方數據可發現,湖北以外的新冠肺炎全國病死率約為0.49%(57/11598),中國以外的病死率約0.2%(1/490),這比流感的病死率略高。根據安邦掌握的美國流感季節數據,從2010年到2019年,美國每年流感季的病死率從0.09%-0.18%。這意味著,中國以外的全球新冠肺炎病死率,相當于一次重癥流感。準確定義此次疫情的性質變得十分重要。
教育部日前表示,2020年中國普通高校畢業生874萬,同比增加40萬人。受經濟下行壓力和疫情影響,預計今年上半年高校畢業生將面臨更加復雜、嚴峻的就業形勢。面臨就業壓力的不只普通高校,還有大量職教畢業生也面臨類似問題。更值得注意是,中國2億多農民工也面臨著事實上的就業壓力(統計上不一定反映)。今年全社會就業壓力空前嚴峻。
從全球的范圍來看,基建投資面臨的不僅是經濟的問題,還面臨政治、文化、環境、社會等各種風險因素,而各種風險因不同的地域有所不同。對此安邦咨詢首席研究員陳功總結認為,在東方,基建是錢的問題;在歐美,基建是政治的問題;在非洲,基建是腐敗的問題;在拉美,基建是工會的問題;在俄羅斯,基建是地緣政治的問題;在中東,基建是地雷的問題。這些風險都需要予以關注。
2月13日,MSCI官網公布例行季度調整結果,具體來看,MSCI A股在岸指數增加了6只成分股,沒有個股刪除。MSCI全中國指數新增9個成分股,剔除3只。富時羅素也將暫定在2020年2月起,調整中國A股的權重。由于今年MSCI等國際指數針對A股的擴容將有所放緩,不少分析預計外資帶來的被動增量資金會相應減弱。但是實際上,從北上資金流入情況來看,外資布局A股并沒有“減速”。
國際信用評級機構標普在2月12日表示,中國冠狀病毒疫情可能造成的增長放緩,可能將今年歐元區和英國經濟增長各拉低0.1-0.2個百分點。標普全球稱,如果像目前預測的那樣,疫情在3月達到高峰,那么對歐元區經濟的沖擊可能主要體現在第一季。不過旅游等行業可能需要更長時間才能復蘇。但標普預計,疫情之后經濟活動的恢復會使歐洲經濟在2021年有所反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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