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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智庫看中國 Perspectives On China

王志鋒

中央財經大學教授,中國公共經濟學會理事、中國城市經濟學會學科建設委員會常務委員、國土資源部法律中心咨詢委員會委員,近年來在《經濟社會體制比較》《改革》《中國社會科學報》《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南開學報》《城市發展研究》等核心期刊發表論文40余篇

引言

從新中國成立之初的百廢待興到今天的全面發展,70年間中國無論是在綜合國力還是在全球影響力上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其中,城鎮化的快速發展也是中國崛起的表現之一。從1949年到2017年,中國城鎮化率由10.64%迅速增長到58.52%,城鎮常住人口在過去70年間增加了7.5億人。70年來,尤其是改革開放后,這場城鎮化進程使得中國釋放了巨大的勞動力潛能,極大地促進了出口導向的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同時,由于當前中國處在經濟轉型期,發展模式需要由出口導向轉向內需導向,在未來的城鎮化進程中,不斷增加的城鎮人口將為中國以消費主導的經濟增長、提振世界需求提供動力。

中國的城鎮化之所以能在短短的幾十年間取得如此大的成就,這其中地方政府的作用不容忽視。作為中國政府層級體系的組成部分,地方政府不僅是中央政府意志的實施者,同時在其內部也存在分層管理和調節。與中央政府是全國利益的代表者一樣,地方政府可以被視為地方利益的代表,對轄區經濟社會發展起著重要的推動作用。改革開放后,特別是實施分稅制后,中國特有的地方官員政績考核制度促使地方官員在地方有限的資源中最大化地實現區域經濟發展目標,發展當地經濟的意愿異常強烈,提高城鎮化水平自然成了地方政府的重要發展目標。隨著土地制度和戶籍制度的漸進式改革,地方政府憑借對土地資源的掌控和國家土地政策的支持,實現了城鎮化的跨越式發展,同時也有力支持了國民經濟的快速增長。但同時,地方政府過于依賴土地的城市化發展也衍生出了地方政府債務過高、建設用地的過度擴張、房價過高,房地產市場存在泡沫及對人的城鎮化不夠重視等一系列問題,這不僅大大削弱了土地的福利功能,也引發了較為嚴重的社會問題、經濟問題和環境問題。如何在當前時期走好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道路,全面提高城鎮化質量,是當下需要關注的重要問題。70年間地方政府是中國城鎮化最重要的主導者,在制度變遷中擁有資源配置權的地方政府扮演了“第一行動集團”角色,在我國城鎮化進程發揮了特殊作用。地方政府通過掌握的轄區資源,推動要素向城市集聚、參與城市治理,使得城鎮化一路快速發展。本文聚焦于地方政府視角,回顧了70年間城鎮化發展歷程的變遷及取得的成就,并對地方政府現有的城鎮化發展模式及存在的問題進行了梳理,基于當前地方政府的城鎮化發展模式中亟待解決的問題以及新型城鎮化的轉型需要,力圖從地方政府的治理視角對未來城鎮化發展由高速度到高質量轉變提供政策建議,這對如何進一步釋放內需,讓城鎮化更好地助推轉型期經濟平穩高質量的發展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劉勇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戰略和區域經濟研究部研究員

2018年我國區域經濟增長、總量和水平等三大格局均繼續顯示出協調發展態勢。2019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正值中國迎來經濟社會向現代化高收入國家和高質量發展轉型的關鍵時期,也是世界經濟百年不遇的重大變革時期。在宏觀經濟進入新常態、產業經濟缺乏新支柱支撐的條件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表現出的巨大的活力和眾多的熱點地區,是未來我國經濟繼續保持中高速增長的有力抓手。

李錦

吉林大學中國國有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

從國資改革來講,開展授權放權,就是要最大限度減少對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的干預,更多依靠公司治理結構開展工作,以管資本為主履行好出資人職責。同時,還要落實授權和監管相結合的要求,并確保將加強黨的全面領導貫穿到改革的全過程和各方面。從國企改革來講,是出資人授予、下放或取消的權力,應由企業依法自主決策的事項、延伸到子企業的事項,下放或歸位于企業。本質上,《國務院國資委授權放權清單(2019年版)》的公布,是一場由國資改革啟動的國企改革,由“加大授權放權”從而實現“激發微觀主體活力”的改革操作行為。

王彥龍

東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部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研究員

近年來,共享經濟伴隨著“互聯網+”得到了較大的規模性持續增長,形成了遍地開花的發展態勢。我國共享經濟是最活躍的新動能,融合了理念、技術、模式以及制度等多層面的創新要求。基于共享經濟發展還帶來了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術的充分應用,有力地促進了包容性增長。然而,我國共享經濟發展仍然面臨諸多挑戰,尤其是盈利層面的問題,成為其發展過程中的突出痛點,影響到共享經濟的高速增長。

卓賢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發展部研究室主任

黃金

北京交通大學經管學院碩士生

中國不僅是全球制造業增加值第一大國,也是制造業就業第一大國。近年來,我國制造業就業拐點相繼出現,就業規模年均下降逾200萬,制造業就業比重已降至德國當前水平。這不由得引人深思:如何解釋就業結構的趨勢性變動?中國制造業就業是否過早和過快下滑?當前勞動密集型服務業主導的就業增長能否持續?

趙華勝

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俄羅斯中亞研究中心主任,中國中俄關系史研究會副會長和上海俄羅斯東歐中亞學會副會長,著有《中國的中亞外交》《上海合作組織:評析和展望》等

大歐亞和印太概念的突起是近年來國際政治中引人注目的現象,而更為不同尋常的是,它們也被認為似乎在演化為兩個體系的競爭。自冷戰結束后,這種情形還是首次出現。雖然目前這還只是一種朦朧的狀態,這種觀察也多是學術界的敏感和聯想,但它傳遞出的一個信息是: 國際關系在整體形態上向冷戰時期倒退,已開始成為話題。

李鐵

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首席經濟學家

近幾十年中國城鎮化高速發展,結果是城市越發展,提出的目標和口號越高,對農業轉移人口的排斥性越強,提升城鎮化質量的難度大幅度提升。原因在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城鎮化的推進中出現了較大的理解差異。中央政府推進城鎮化是要解決農村人口向城市逐步轉移的問題,帶動農村經濟發展,增強城鎮經濟的活力,拉動內需增長,逐步實現最終的現代化。而地方政府更多地是把目標對準城市建設和招商引資,重點是提高GDP增速,改善城市基礎設施建設落后的面貌,體現地方政府官員的工作政績。

關銳捷

農業農村部原巡視員 研究員

實踐經驗與教訓揭示,不斷完善創新農村經營體制機制,是新時期深化農村改革、促進經濟發展的重中之重,必須堅持尊重廣大農民的首創精神,必須將維護農民權益放在首要位置,必須堅持農村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必須著力于建立健全法律法規制度,必須構建適應農村經營管理的組織保障。

王曙光

北京大學教授

一個競爭性的有效率的市場經濟體系包含三個基本要素:其一是必須有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產權明晰、權責明確的并有自主的市場選擇權利的微觀經濟行為主體,其二是必須有以競爭性的市場價格為導向的包含各種要素的完善的市場體系,其三是必須有主要通過市場手段進行調節的規范而有效的宏觀管理體系。經過40年的改革,我們已經初步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但以上述三個標準來衡量中國的市場化改革,我們發現我們還要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孫辰

上海全球治理與區域國別研究院

劉文軒

上海全球治理與區域國別研究院

新加坡把建設“花園城市”作為基本國策,40多年堅持不懈抓綠化與環境綜合整治,終于從一個貧弱臟亂的島國蛻變成一個美麗的“花園城”,一個整潔的摩登綠洲,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為我國城市化建設提供了可以借鑒的經驗。同時新加坡環境治理也有許多教訓值得我們深思。

Peter A. Petri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訪問學者

Michael G. Plummer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國際經濟學教授

CPTPP已經開始重塑亞太貿易格局,帶來的經濟和政治利益將會使CPTPP進一步擴大,形成良性循環。多個經濟體已經表示愿意加入CPTPP,中國也發出了愿意加入的信號。中國采納CPTPP規則將產生全方位利益,緩解中美緊張關系。當然,中國加入CPTPP需要長期復雜的計劃。如果中國要遵循相關條款,那么就必須開展大范圍的改革。同樣,CPTPP的現有成員必須適應重大改變,如果處理得當,中國的加入將會帶來各種好處。

滕堂偉

華東師范大學城市與區域科學學院副院長、教授

2008-2016年,長三角城市群平均全要素生產率實現了年均8.8%的增長,但2008-2016年,長三角城市群創新活動綜合效率平均值為0.771,與自身最優水平相差0.229,綜合效率偏低。長三角地區創新驅動發展總體上多源于創新要素的大規模投入,純技術效率成為制約著整個長三角城市群創新綜合效率提升的核心因素,這就意味著加強制度創新和提升創新組織治理水平,是優化長三角區域創新系統、提升區域創新效率的關鍵。

張軍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

中美之間政治互信的缺位并未阻止兩國過去40年在互惠互利的商業領域展開合作,也并未妨礙雙方在文化、教育和其他領域日益增多的交流。當兩國面臨諸多共同挑戰——氣候變化、核威脅、恐怖主義、貧窮以及金融市場穩定性時,我們只能希望美國政府能夠再一次展現出必要的長遠視野與大國智慧,重新開啟與中國的合作之旅。

任遠喆

外交學院外交學系副教授

曹曉云

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院博士生

盡管當前中美關系的競爭性占據了主導面,但兩國關系非常復雜,深度的相互依賴與合作需求依然存在。例如在很多國際安全議題上,兩國之間還有廣泛的共同利益,近期在阿富汗問題上的兩國磋商就比較有成效,在打擊恐怖主義和跨國犯罪等問題上也保持著密切的溝通。目前中美關系還處在重構的過渡階段,在達到新的平衡的過程中,良性競爭和共同進化仍然可期,“一帶一路”建設將繼續是過渡階段中美競爭與合作的試金石和風向標。

陳奉林

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當前的東亞正面臨著空前偉大的歷史巨變,對人類社會產生著日益重要的影響。在歷史上,東亞地區曾經存在著一個獨特的國際關系結構,構成一個完整的東亞世界,作為世界的一個重要的政治、經濟與文化區域,不僅內部聯系密切,而且與外部世界也有普遍的、經常的聯系。從大歷史的視野來看,東亞經濟圈同東亞的歷史一樣悠久,并且遠比世界其他地區內容豐富和復雜多樣。進入近代以后,西方國家的殖民入侵使這一體系徹底解體。

張國寶

國家發改委原副主任、國家能源局原局長

中國每年進口3000億美元芯片,是第一大宗進口物資。從美國制裁中興到圍剿華為,已經使國民認識到了芯片的重要性,同時也引起廣泛質疑,為什么中國芯片產業不僅落后于美國,也落在了韓國和臺灣地區后面?多數批評都指向我們的科研體制機制。我認為影響集成電路發展的主要有四大因素:人才、資金、體制和產業鏈配套能力。

李迅雷

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如何提高中等收入階層的收入水平,成為拉動消費的關鍵點。自去年以來,減稅降費的力度很大,但主要是針對企業減稅降費。當然,個稅調整后,對中低收入階層也有一定的稅負減少,有利于促進消費。不過,總體而言,我國消費對GDP的貢獻還是偏少,過去五年的貢獻率大約在40%——50%之間,但投資對GDP的貢獻嚴重偏高,大約是全球平均水平的兩倍。所以,擴大消費的路徑是少補貼企業,多補貼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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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外資大量撤出中國市場以及互聯網電商壟斷實力增強,這加了中國市場降級風險。一方面外資的撤出結果是質量降低,品牌降格,多樣性減少;而網商的沖擊則令實體店紛紛倒閉,商業蕭條,城市失去活力。隨著互聯網巨頭壟斷零售市場,低劣產品泛濫且流通便利,加大監管難度。最終消費者不得不購買質次價高的商品。
根據6月26日CNBC網站消息,美國財政部長史蒂芬·姆努欽稱中美已經接近達成貿易協議。姆努欽告訴CNBC,大約90%的貿易協議都已完成。他認為中美兩國元首在G20的會晤將有利于重啟停滯的貿易談判。姆努欽稱,希望獲得中國想要回到桌前繼續談判的信息,他認為這對中國經濟,美國重新取得貿易平衡以及中美兩國關系來說都是一個好的結果。
中國三家中型股份制銀行可能因為涉嫌違反針對朝鮮的制裁而成為美國處罰對象。這對于中國的銀行業引起了不小的震動。表明了中國企業在美營商時可能面臨的法律風險。而且如安邦咨詢對中美貿易摩擦發展趨勢的觀察一樣,表明美國對中國的“制裁”正按三步曲——貿易-企業-金融的節奏演變:從貿易戰到科技戰,再到金融戰。看似完全不理性、看似單獨的個案,卻反映了這種競爭和摩擦加劇的趨勢。
6月25日,交通運輸部新聞發言人吳春耕介紹了今年前5個月的交通運輸經濟運行情況。數據顯示,今年1至5月,交通運輸領域完成投資10138億元,同比增長7.3%,較去年全年加快6.6個百分點。其中,公路水路完成投資7537億元,同比增長4.8%,完成全年1.8萬億元任務目標的41.9%;鐵路完成投資2244億元,同比增長12.6%;民航建設完成投資357億元,同比增長39.5%。
國內證券行業杠桿倍數整體偏低,除了缺乏海外投行將客戶抵押物再抵押的權限外,還在于負債方式也較為有限,主要工具為公司債和短融,融資成本較高且受到資產負債率的約束。此次獲準發行金融債、短融額度擴大有助于降低證券公司融資成本,有序提升經營杠桿,增強行業整體資本實力。這也意味著頭部券商將進一步發揮系統重要性作用,取代中小銀行成為非銀市場流動性提供商。
全球最大資產管理公司貝萊德稱,即使美國對中國所有進口商品的關稅稅率提高至25%,中國今年仍能實現6-6.5%的經濟增長目標。貝萊德指出,中國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及穩健貨幣政策將有助緩和美國加征關稅對經濟產生的壓力,而根據經濟發展情況,中國可以推出更多財政刺激措施以及實施更寬松的貨幣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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