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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邦智庫(ANBOUND)

安邦智庫是一家獨立運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經濟政策研究機構。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庫,是中國現今最具建設性、最富經驗的公共政策研究機構。在長達26年的時間里,安邦致力于推動社會的開放、為中國社會的尊嚴而奮斗。

中國最新公布的11月份物價數據,給面臨下行壓力的中國經濟又蒙上了一層陰影。

國家統計局12月10日公布的數據顯示,2019年11月份,全國居民消費價格(CPI)同比上漲4.5%。其中,城市上漲4.2%,農村上漲5.5%;食品價格上漲19.1%,非食品價格上漲1.0%;消費品價格上漲6.5%,服務價格上漲1.2%。1-11月平均,全國居民消費價格比去年同期上漲2.8%。

與CPI顯著上漲形成對比的是,工業生產者價格指數依然下滑。2019年11月份,全國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PPI)同比下降1.4%;工業生產者購進價格同比下降2.2%。1-11月平均,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同比下降0.3%,工業生產者購進價格下降0.7%。

如何看待最新價格指數帶來的信號?從中可以看到中國經濟怎樣的變化?這恐怕是時近年底市場高度關注的問題。在安邦咨詢(ANBOUND)的宏觀團隊看來,11月份CPI同比上漲4.5%,這是一次值得警惕的物價上漲,為2012年1月(4.5%)以來的最高月度增速。近幾個月來,國內物價上漲勢頭強勁,從8月份至今,CPI同比增長分別為2.8%、3.0%、3.8%到4.5%,幾乎是大幅跳升。按這個勢頭,在明年1月份受春節因素影響,CPI不排除突破5%的可能。

那么,中國的高通脹來臨了嗎?從物價指數大幅上漲來看,的確需要警惕通脹激升。如果在經濟增速不斷下行背景下遭遇通脹,在技術上中國將會陷入“滯脹”之中——經濟下行而通脹上升,這對中國經濟將是一個很大的麻煩。由于經濟下行壓力可能直接導致失業人數增多和收入增長放緩甚至減少,滯脹將在社會層面對老百姓的生活造成極為現實的沖擊,并且會進一步降低人們的消費需求,加劇經濟“過冬”效應。

不過,從價格上漲的結構來看,推動物價指數激升的主要是食品價格,尤其是豬肉價格上漲。統計局數據顯示,11月份,食品煙酒類價格同比上漲13.9%,影響CPI上漲約4.10個百分點。食品中,畜肉類價格上漲74.5%,影響CPI上漲約3.27個百分點,其中豬肉價格上漲110.2%,影響CPI上漲約2.64個百分點。這意味著,如果剔除豬肉價格上漲,CPI上漲為1.86%;剔除畜肉類因素,CPI上漲為1.23%;而食品煙酒類因素之外的CPI價格上漲,約為0.4%。很明顯,此輪價格上漲的“結構性因素”影響很大,非洲豬瘟事件的后遺癥直接推動了物價上揚。

黃益平

國發院金光講席教授、國發院副院長

中國經濟要保持可持續增長,必須更多地依靠創新。但創新的一個很重要的特征是周期長、不確定性高、失敗的概率比較大。這對金融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傳統金融業務的特點往往是追求周期短、風險低、回報高的機會。因此,創新型經濟與中國傳統金融之間存在不匹配的矛盾。最近幾年普遍感覺金融不支持實體經濟,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很突出,其實并不是金融體系變壞了,而是經濟在轉型,但金融模式還沒有完全轉過來。所以現在金融也迫切需要改革與創新。

盧鋒

北大國發院金光講席教授

就本源含義而言,所有制中立或中性與GATT/WTO規則的一個歷史特點有關,大體指早先多邊貿易規則對國有企業盡量不實施特殊規范這樣一個隱含原則。與此對照,過去十來年國際上興起的競爭中性概念,認為需要對國有企業引入必要規制以確保公平競爭。從趨勢看,一段時期以來競爭中性原則運用范圍從國內經濟治理向國際經濟規則領域延伸,近年美歐等國更是試圖在WTO改革中優先推動這方面議題。考察兩個“中性”關系消長及其驅動因素,有助于理解國際經貿規則和WTO改革的國企議題由來,對我國相關政策選擇也有啟示意義。

何暉

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研究員

寧磊

上海財經大學高等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朱東明

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

研究發現,養老保險改革與人口老齡化在導致中國儲蓄率與勞動供給的上升中占有重要的作用。進一步地,我們發現,養老保險改革可以解釋35%的儲蓄率的上升以及38%的勞動供給的上升;人口老齡化可以解釋4.3%的儲蓄率的上升以及42%的勞動供給的上升。因此,當社保制度越來越完善時,家庭的預防性儲蓄動機就會減弱,就會降低中國的儲蓄率,如何刺激中國家庭減少儲蓄,增加消費?中國政府一直致力于社會保障的完善,這是中國經濟轉型的關鍵所在。

梁建章

攜程集團執行董事長,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

黃文政

財新網特約作者

可以肯定的是,中國出生人口的下降根本不是周期性波動。在可預見的將來,中國出生人口乃至總人口長期快速下滑早已經沒有任何懸念。出生人口的持續萎縮最終一定會導致總人口的加速萎縮。但由于過去在高生育率時代出生的人口依然存活,總人口的萎縮相對于出生人口的萎縮有相當長時間的滯后。總人口的萎縮速度最初會很緩慢,之后逐步加快。等到超低生育時代出生的人口步入老年時,在預期壽命基本穩定的情況下,總人口的萎縮速度就會接近出生人口的萎縮速度,即每代人減少48%,這大致相當于中國總人口以每30年減半的速度萎縮。

任澤平

恒大集團首席經濟學家,恒大研究院院長

熊柴

閆凱

2017年初以來,一二三四線的約60城先后掀起 “搶人大戰”,城市的人才競爭剛剛開始。城市“搶人”是針對存量、存在此消彼長關系,但在“搶人”過程中競相提升就業機會和公共服務水平等之時,提升整個社會福祉,已經超越零和博弈。在人口落戶之后,城市更面臨發展產業和改善公共服務留住人才的長遠任務,否則花費大量成本“搶到人”卻留不住人。

李熙玉

韓國成均館大學政治外交系教授、成均中國研究所所長

樸龍國

延邊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國際政治專業副教授

自2018年6月12日朝美首腦首次進行會談后,朝鮮半島無核化進程邁入了新的歷史階段,各相關國家均在一定程度上對地區戰略和朝鮮半島政策進行了調整。在解決未來朝鮮半島問題上,中美關系的發展以及中國外交方向的轉變成為重大變數。朝韓兩國是中國的重要鄰邦,所以中朝韓三國之間有著得天獨厚的合作基礎,三國關系的發展變化將成為未來東北亞地區的重要焦點。

周立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

中國最大的發展不充分是農村發展不充分。這是中國矛盾的第一個方面。第二個最大的發展不平衡是城鄉發展不平衡。然后最大的發展不同步是農業農村沒有辦法和工業和城市和信息化,沒有辦法和其他三化同步。我們要求四化同步,就需要追求產業振興,需要追求六次產業。六次產業是要尋找現在農村的新需求。在這種情況下要催生新的業態,新的業態一定需要一產、二產和三產相加或者相乘,要做一二三產融合,這是4.0,這個4.0在互聯網時代叫靠臉吃飯,一定要有你的品牌和信用。

代志新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首都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十八大以來,以“政府推動、民間運作、社會參與、各方協作”為特征的中國特色慈善事業的大格局正在逐步形成。全社會的慈善意識普遍增強,慈善行為日益興盛,慈善工作穩步推進,慈善事業進入了快速發展期,呈現出一些新特點、新趨勢,在國際外部環境充滿不確定、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情況下,慈善成為一支重要的提升社會福利的力量和生力軍。但是客觀來看,如果跟國外尤其是發達國家相比較的話,我國的慈善捐贈事業還存在較大差距。

孫文凱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從幾次調查看,流動人口落戶城市的意愿并未提高,甚至有所下降。使用前幾年國家衛計委的流動人口調查數據發現,2016年在城市的農村戶籍流動人口愿意落戶城鎮的比例只有33%。不愿意落戶的最主要原因是由于“想保留土地”。2017年8月在浙江和黑龍江對流動人口的調查顯示,不愿意落戶城鎮的比例也超過60%,最大原因同樣是擔心農村土地權益喪失。可以說,當前農村土地制度使個人地權不確定阻礙了徹底城市化。

張沱生

中國國際戰略研究基金會主任

2017年底以來,隨著美國特朗普政府公開將中國視為修正主義國家、主要戰略競爭對手,美國開始在各領域采取一系列對華敵視、打壓措施,致使雙方在政治、經濟、科技、軍事安全、文化方面的摩擦全面上升,兩國關系嚴重惡化。當前中美之間最引人注目的是貿易戰、科技戰,然而最危險且最可能將中美引向沖突與戰爭的,卻是雙方的軍事安全摩擦,特別是在南海、臺海的軍事安全摩擦。此外,還可以開出長長的可能帶來中美嚴重軍事安全摩擦的風險清單。在此新形勢下,中美兩國、兩軍須在繼續堅持貿易談判的同時,大力加強軍事安全危機管理。

張敬偉

中國察哈爾學會高級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員

15國的RCEP和11國的CPTPP,所涉區域和成員國相互交叉,中國加入CPTPP,能夠成為兩大自貿機制的的潤滑劑,未來甚至可以將兩大自貿區進行整合。因此,從澳大利亞到新西蘭,都不排斥中國加入CPTPP。因此,中國加入CPTPP,不僅會使TPP“滿血復活”,而且還有助于推進真正意義上的亞太自貿區建設。當然,RCEP還存變數,CPTPP是否接納中國變成TPP也是未知數。中國能否一肩挑起RCEP和TPP,不僅要經過相關成員國同意,更要經過美國這一關。

彭文生

光大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從系統性重要性看,有兩大類數字貨幣,一類是平臺數字貨幣,比如中國的微信支付和支付寶,Facebook Libra,這類數字貨幣依附于大型科技平臺發展。另一類就是央行數字貨幣。如果考慮到平臺數字貨幣,傳統的貨幣架構發生變化,中間層次商業銀行之外出現了新的平臺,包括支付寶、微信支付、Libra等。最重要的影響就是支付業務不一定和金融服務綁在一起,而是和平臺功能綁定在一起。比如微信是社交,支付寶是電商,Facebooklibra是社交平臺,這就是對現有的金融架構最大的一個沖擊,有非常深刻的含義。

元昭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研究部

在金融穩定制度設計過程中,應當明確監管的目標、邏輯以及政府在監管中的作用,并及時更新監管手段與理念應對新風險。金融穩定是指系統的穩定,而不是指每一個金融機構都穩定。監管層在金融條件寬松和風險偏好強烈的情況下需要對未來經濟增長所面臨的下行風險保持警惕,因為金融脆弱性可能會滋生其中。資產價格的表現對于判斷內在風險事件的演變和發生的概率有幫助,監管層應重視資產價格信號的有效性。

薛瀾

清華大學蘇世民書院院長、文科資深教授

很多發達國家的城鎮化發展過程其實是工業化過程,在工業化進程中城鎮化是一個必然的過程,人們在工業生產集中的地方安家落戶,就是城鎮化的過程。但是,在我國過去40年的發展過程當中,這個過程被切斷了,在工業化發展的過程當中產生了農民工的機制,導致在工業化發展過程中并沒有實現相應的城鎮化。現在需要在這二者之間需要建立有機的聯系,需要構建城鎮化中的工業發展機制。

劉立峰

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

2020年是“十三五”規劃的最后一年,從各地中期評估的情況看,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目標大多難以完成,穩投資的難度非常大。需要通過體制的、政策的途徑,穩定投資預期,增強投資活力,增加有效投資,控制投資風險。要注意的是,實施急功近利的行政擴張政策,只會造成風險的轉移,甚至積累更大程度的風險。因此,不應無原則放寬項目投融資的商業準入原則和標準,對市場內生性供給結構產生干擾和影響,而要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配合,特別是中央財政的擴張推動經濟走出低谷。

韓和元

廣東省生產力學會副會長、廣州大學南方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員

郭杰群

麻省理工寧波(中國)供應鏈創新學院院長

當前國際貿易的爭端來源于國際貨幣和貿易體系的本身機制。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曾提出,經濟增長改變了國家和地區間的均勢,造成了國家內部以及國家間的政治不穩定。經濟交往可以使人們相互接觸,但不能使他們達成協議。國家之間的貿易不僅帶來了好處,也造成了沖突。當國家內部和國家之間的政治不穩定被疊加時,貿易沖突就會發生,并隨著均勢不穩定性的變化而改變。當前的中美貿易沖突就是一個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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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的改變非常迅速,過去同時依靠“懲罰”及“拒止”的核威懾模式正在瓦解,在核對抗來臨的時代,未來的核力量及其理論將逐漸向“拒止”方面傾斜。核武器的作戰目標將由“反價值(counter value)” 向“反力量(counter force)”過渡。未來的核威懾將呈現出越來越大的進攻性,這同時也意味著核武器被使用的可能性將越來越高,前景不容樂觀。
世行報告預測,2019年中國經濟增速為6.1%。報告認為中國經濟面臨的外部風險主要來源于主要經濟體,尤其是歐洲部分國家經濟放緩幅度超過預期,以及全球貿易和投資疲軟。世行預計,受內外部因素影響,中國經濟增速2020年為5.9%,2021年5.8%。這意味著,從2019年開始,中國經濟增速將連續三年放緩。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稱,穩增長過去是作為一個目標,現在可能是作為一個手段。2019年把保障就業首次放在了宏觀政策層面,成為了首位目標,經濟增長就是實現這個目標的手段。如果就業比較充分、就業質量提升,在這種情況下的經濟增速就是比較合適的,“只要不影響就業,經濟增速6%左右都是可以的。”
隨著日本央行決定維持其貨幣政策保持不變,今后一段時間全球的主要經濟體的貨幣政策正在進入“慣性”寬松之中。資本過剩導致的零利率、負利率的貨幣環境,以及高負債和泡沫化的資本市場的扭曲也日益嚴重。這種情況下,中國需要保持適度的信用擴張,以穩杠桿來保持長期和短期的平衡。
標普評級指出,天津物產集團是有里程碑意義的案例,示范了中國政府容忍國企違約的程度越來越高,境內外債券皆如此。標普稱,在經濟疲弱以及稅收下降的情況下,地方政府根本沒有能力支持所有國企,更愿意采取由市場主導的債務重組,而不是無條件援助。未來對國企的紓困將會減少,國有企業違約率會再上升。
12月19日,美國眾議院通過了對總統特朗普的兩條彈劾條款:阻礙國會及濫用權力。彈劾案由此正式進入參議院的管轄范圍。如安邦咨詢此前曾經指出,參議院將按照2/3多數的原則,投票決定總統的去留。而特朗普政府的命運實際上將由其能否克制自己的“表演性人格”所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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