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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智庫看中國 Perspectives On China

安邦智庫(ANBOUND)

安邦智庫是一家獨立運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經濟政策研究機構。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庫,是中國現今最具建設性、最富經驗的公共政策研究機構。在長達26年的時間里,安邦致力于推動社會的開放、為中國社會的尊嚴而奮斗。

美聯儲接連降息引起了全球央行的降息潮,也推動了全球的流動性過剩程度進一步加深。這種情況下,越來越多的國家面臨零利率和負利率的貨幣環境。這包括歐央行再度降低負利率;日本在安倍經濟學的政策下,負利率已經持續了很長時間;美國的實際利率也在逐步向零靠近。近期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也指出,“負利率”正向全球蔓延,出現在美國“只是時間問題”。有金融機構甚至認為,到2020年全球將迎來“千年不遇”的低利率環境。

全球的流動性過剩和生產過剩帶來的“雙過剩”是當前利率水平不斷下降的主要原因。在這種環境下,對于中國而言,在流動性需求不斷增長,外資不斷流入、以及實體經濟持續下滑的趨勢下,可能很快也會面臨零利率的貨幣環境。這種情況需要貨幣政策的制定者和市場參與者做好應對準備。

債務規模的上升,和實體經濟面臨的融資難的問題,都會推動中國走向零利率的貨幣環境。IIF數據顯示,中國整體債務占GDP的比重高達306%,較今年第一季度約304%上漲2個百分點,而在2009年,中國債務占GDP的比重僅約200%,1999年約為130%。根據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與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的研究,截至今年6月底,我國企業部門債務占名義GDP的比重,即非金融企業杠桿率為155.7%,較上年末增長了2.2個百分點,遠超政府部門杠桿率(38.5%)和居民部門杠桿率(55.3%)。在企業部門債務中,面臨融資難、融資貴的民營企業債務比重占近30%。摩根大通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朱海斌日前指出,從結構上看,中國非金融企業債務占比過高,且利率水平過高。考慮到現有債務的償付負擔已經擠出了新增信貸的有效需求,因此中國有可能成為下一個零利率的國家。

未來低利率和零利率的環境也會反過來讓現有貨幣政策工具的效果逐步降低。在中國,這個問題會更加嚴峻。目前中國面臨結構性的消費通脹和生產通縮同時出現的問題,這讓貨幣政策的調整窗口逐漸關閉,不論是“精準滴灌”還是“大水漫灌”,未來可能都無法扭轉經濟放緩的趨勢。在零利率的環境下,亟需重新定義和選擇貨幣政策的目標和工具。

對于實體經濟而言,零利率的貨幣環境會使結構性的問題更加突出。利率下行并不意味著投資者會增加投資,在生產過剩的情況下,流動性和信用分層的現象仍會出現,給中小企業帶來新的問題。企業方面更加迫切的需要企業做好轉型升級的準備,維持競爭力。這一環境也意味著,迫切需要推動金融供給側的改革,解決貨幣傳導機制的問題。

Martin Feldstein

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

希臘在2010的坦白,希臘大大低估本國的財政赤字,對金融市場敲響了警鐘,這導致國債收益率在一些歐元區國家大幅上升。在過去十年間,歐元區利率對不同國家的財政政策和債務水平極度缺乏反應,這為結構性預算赤字提供了成長空間。由于金融市場未能區分不同歐元區國家之間的風險,國債利息率不能反映過度借貸。單一貨幣也意味著匯率不能顯示無紀律的財政政策。

黃育川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

每一個稱職的政策專家都在忙著為刺激中國的消費提供解決方案。不過,盡管中國經濟存在失衡現象,但原因卻并非大部分人所想的那樣。中國消費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并沒有被刻意壓低。相反,它是與中國城市化進程息息相關的。

盧鋒

北京大學中國宏觀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在克魯格曼看來,“英明領導”也無法庇佑中國經濟免遭崩盤前景;筆者認為,中國只要不是做得太糟就有望保持較快增長并對全球增長有更大貢獻。中國經濟最大問題,不是增速減緩導致衰退,也不是看空派預言的崩盤前景。真正挑戰來自體制轉型歷史過程中“行百里者半九十”特殊困難,在于改革疲勞癥可能導致深層體制問題凝固化從而在根本上制約中國經濟成長能夠達到的歷史高度。中國需要加快改革,為經濟追趕注入持久動力,為社會現代化轉型奠定基礎。

黃朝翰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

從總體上看,2012年的中國經濟的挑戰和風險雖然很多,但“軟著陸”還是最可能出現的結果。無論是通脹、房地產、地方負債還是人民幣匯率,其實都源于長期、復雜的結構性問題。它們即不會在突然間上升成危機,也不會朝夕間得到解決。它們的最終解決,都需要中國政府尋找一條符合中國實際的漸進改革之路。

Joseph E. Stiglitz

哥倫比亞大學教授

在歐美地區,過去十年經濟繁榮時期里隱藏著的最脆弱的部分現在也已經暴露了出來,那些認為自己只是短暫失業幾個月的中年人現在已經意識到了他們實際上已經處于長期失業的狀態。與此同時,一些長期的問題,包括氣候變化和其他環境問些,以及在世界大多數國家中日益增長的不平等問題仍舊沒有得到解決。一些問題甚至變得更加難以解決。

李揚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進一步推動銀行股權多元化,應是中國銀行業未來改革的任務之一。基本的方向是鼓勵中央企業、地方國企、各類民營資本以及部分外資積極參股到各類商業銀行中。在中國未來的金融發展中,大力發展資本市場,創造有利于股權資本形成的機制,多渠道增加股權資本的供給,是不可逆轉的戰略方向。

Lawrence Summers

哈佛大學

在實行資本主義的領域,它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下一代人面臨的挑戰是,成功會越來越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由此日漸成為人們受挫的根源,因為在這些艱難時期,在市場的天然領域以外,沒有任何一種東西的成功能與資本主義的成功相提并論。當代經濟中最需要改革的,并非資本主義色彩最濃的部分,而是資本主義色彩最淡的部分——也就是與醫療、教育和社會保障等相關的領域。

凱聞

美國國際金融研究所新興市場顧問委員

2011年,西方對中國做出了經濟、政治和社會動蕩等形形色色的預測。看空中國的意見幾乎成了主流。這些預測忽視了三個方面:第一,中國的經濟基本面;第二,中國治理模式的系統性優勢;第三,幾個減震器給中國模式帶來的韌性。

李稻葵

清華大學教授

歐債危機相對而言會早于美國的經濟調整而結束。由于歐洲調整得比較快,相對而言三五年之內問題就能比較快解決。但是美國的問題卻是三五年之內很難解決,因此會出現世界的調整、再平衡,出現歐美之間的落差。

陳建奇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金融宏觀調控體系建設成為未來金融改革的重點和基礎。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在全球經濟增長分化特別是發達經濟體復蘇乏力的情況下,中國經濟仍然保持較高增速,成為全球經濟增量貢獻最大的經濟體,世界經濟格局加速調整,中國經濟總量逆市上升,GDP躍居世界第二。然而,中國亟待推進的匯率、利率市場化、資本賬戶開放等金融宏觀調控體系不僅沒有明顯進展,而且呈現趨緩的現象,僵化的金融體制與經濟大國地位不匹配問題日益突出。如何理解中國金融宏觀調控體系改革,不僅成為中國經濟的重要問題,更是本次金融工作會議提出的多項金融改革的突破口。

Kenneth Rogoff

哈佛大學經濟學和公共政策教授

當然,在現實世界中,各國正確地將長期增長視為其國家安全和全球地位的決定因素之一。重債國(如今包括許多發達經濟體)需要增長來助自己走出逆境。但是,作為長期戰略,專注于趨勢增長并不像眾多決策者和經濟理論家那樣無比重要。

John Lee

Hudson Institute 高級訪問學者

中國現在面臨的首要問題是經濟發展而非通貨膨脹。畢竟,中國政治社會穩定的基礎在于,以政府為主導的經濟必須創造財富和就業機會。在這個背景下,只有保持經濟的高速發展才能解決多數社會和政治問題。

沈聯濤

香港智庫經綸國際經濟研究院院長

國際貨幣體系本質上屬于金融領域,應為實體經濟服務。但事實上,當前的危機始于美國次貸危機,并演化成歐洲債務和銀行業危機,危機發展的結果,就是不論金融部門還是實體部門都深陷困境之中。

杰拉奇

倫敦城市大學全球政策研究中心項目負責人

應該將“家庭可支配收入”,而非GDP,作為主要衡量標準,以此扭轉近年來的發展趨勢,促進經濟價值從政府及企事業單位重新回歸到私人個體。

尼古拉斯•維綸

布勒哲爾(Bruegel

級研究員

建立歐元區一級的銀行業政策框架,是貨幣聯盟得以存在的必要條件。

尹中立

社科院金融專家

從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看,堅持房地產調控的政策不會出現松動,顯示決策層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及調整經濟結構的決心,希望中國經濟擺脫對房地產市場的過度依賴,促使制造業技術升級,讓制造業真正成為強國之本。此方向十分正確,但挑戰巨大,產能過剩就是一個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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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財政部長劉昆表示,2019年全年新增減稅降費規模預計將達到2.3萬億元以上,大幅超過預期。財政部在此前會議上曾提到,超出2萬億減稅降費將拉動GDP增長1個百分點需要指出的是,對減稅降費政策的效益需要進行認真評估。今年用2萬億的減稅降費換來了一個百分點的GDP增長,增量大約為9000多億,這倒底值不值?值得決策部門來考慮。
彭博社創始人邁克爾·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正式注冊參加2020年美國大選。布隆伯格一度被視為2020美國總統大選中特朗普的有力競爭者,但今年3月5日他宣布放棄競選,原因是他認為自己難以獲得民主黨總統提名。此次在宣布退出8個月后再度出山,顯示布隆伯格已下定決心要與華爾街聯合放手一搏。不過,如果民主黨再敗了,可能就沒有人會再相信華爾街了。
日本野村研究預計,今年第三季中企離岸美元債發行量自第二季的800億美元減少至547億美元。但未償還債務規模由第二季的8503億美元升至第三季的8768億美元。該行預期,明年第二季將是中企離岸美元債的償還高峰,估計將有473億美元債務到期,其中,5月將要到期債券最多,規模達190億美元。明年中資企業將面臨極為嚴峻的外債償債風險,不排除爆發離岸債務違約的風險。
SWIFT數據顯示,2019年10月份,人民幣在國際支付市場中的占比由9月份的1.95%跌至1.65%,排名也下降到第六名。分析指出,10月份一般都是人民幣國際支付比例占比較低的月份。因為有“國慶長假”,大量企業放假,對外貿易和支付都出現了較大的降幅,當月人民幣支付價值相比9月下降12.31%。人民幣國際支付比例的波動,顯示人民幣國際化并非坦途。
在100多家環境上市公司里,一年多來大約有近20家公司碰到了資金難題,包括東方園林、啟迪桑德、碧水源等頭部環保民企。PPP規范管理更加嚴格可能是引爆這一輪危機的重要因素之一。環保PPP模式的根本問題就是政府沒有新的收費渠道,而僅僅是用財政收入來支付環境治理項目,是不可持續的。
過去50年來,恒生指數上漲16700%,但更加“內地化”已成為恒生指數必然的發展趨勢。現在恒生指數變成了中國內地經濟發展的反映。目前,恒生指數總市值超過一半屬于內地企業,絕大多數的企業營收也由內地企業貢獻。恒生指數需要更多中國內地中型股的加入,才能應對富時羅素等其他指數的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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