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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智庫看中國 Perspectives On China

王志鋒

中央財經大學教授,中國公共經濟學會理事、中國城市經濟學會學科建設委員會常務委員、國土資源部法律中心咨詢委員會委員,近年來在《經濟社會體制比較》《改革》《中國社會科學報》《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南開學報》《城市發展研究》等核心期刊發表論文40余篇

引言

從新中國成立之初的百廢待興到今天的全面發展,70年間中國無論是在綜合國力還是在全球影響力上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其中,城鎮化的快速發展也是中國崛起的表現之一。從1949年到2017年,中國城鎮化率由10.64%迅速增長到58.52%,城鎮常住人口在過去70年間增加了7.5億人。70年來,尤其是改革開放后,這場城鎮化進程使得中國釋放了巨大的勞動力潛能,極大地促進了出口導向的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同時,由于當前中國處在經濟轉型期,發展模式需要由出口導向轉向內需導向,在未來的城鎮化進程中,不斷增加的城鎮人口將為中國以消費主導的經濟增長、提振世界需求提供動力。

中國的城鎮化之所以能在短短的幾十年間取得如此大的成就,這其中地方政府的作用不容忽視。作為中國政府層級體系的組成部分,地方政府不僅是中央政府意志的實施者,同時在其內部也存在分層管理和調節。與中央政府是全國利益的代表者一樣,地方政府可以被視為地方利益的代表,對轄區經濟社會發展起著重要的推動作用。改革開放后,特別是實施分稅制后,中國特有的地方官員政績考核制度促使地方官員在地方有限的資源中最大化地實現區域經濟發展目標,發展當地經濟的意愿異常強烈,提高城鎮化水平自然成了地方政府的重要發展目標。隨著土地制度和戶籍制度的漸進式改革,地方政府憑借對土地資源的掌控和國家土地政策的支持,實現了城鎮化的跨越式發展,同時也有力支持了國民經濟的快速增長。但同時,地方政府過于依賴土地的城市化發展也衍生出了地方政府債務過高、建設用地的過度擴張、房價過高,房地產市場存在泡沫及對人的城鎮化不夠重視等一系列問題,這不僅大大削弱了土地的福利功能,也引發了較為嚴重的社會問題、經濟問題和環境問題。如何在當前時期走好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道路,全面提高城鎮化質量,是當下需要關注的重要問題。70年間地方政府是中國城鎮化最重要的主導者,在制度變遷中擁有資源配置權的地方政府扮演了“第一行動集團”角色,在我國城鎮化進程發揮了特殊作用。地方政府通過掌握的轄區資源,推動要素向城市集聚、參與城市治理,使得城鎮化一路快速發展。本文聚焦于地方政府視角,回顧了70年間城鎮化發展歷程的變遷及取得的成就,并對地方政府現有的城鎮化發展模式及存在的問題進行了梳理,基于當前地方政府的城鎮化發展模式中亟待解決的問題以及新型城鎮化的轉型需要,力圖從地方政府的治理視角對未來城鎮化發展由高速度到高質量轉變提供政策建議,這對如何進一步釋放內需,讓城鎮化更好地助推轉型期經濟平穩高質量的發展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李斌

中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張貴生

中南大學博士生

研究發現,農業轉移人口身份認同呈“階梯推進”態勢。對農村轉移人口身份認同起作用的結構性因素其“面向”呈某種離散性:有些要素有激勵作用,如戶口改革政策、村改居政策、征地政策等;有些要素則起阻礙作用,如城市住房保障服務、社會管理服務與公共醫療衛生服務等;有些要素似乎被漠視了,如基礎教育服務的獲取。而在個體建構層面,行動造成分化的邏輯則已經由“過程”邁向了“結果”。

薛念文

同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境外特別是西方學者了解農業對于中國的重要性, 對中國農業的研究可謂濃墨重彩。作為西方當代中國研究最具影響力的學術雜志之一, 《中國季刊》自創刊以來就將農村研究作為重點, 既關注中國農村經濟發展、農業技術變遷, 也關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農村精神文明建設成就, 這些研究既以事件為經, 又以時間為緯, 共時與歷時相結合, 橫向與縱向相交織, 共同構成了一幅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社會主義農村建設與改革的完整圖示。

劉瑋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徐秀軍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員

當前,世界貿易組織的爭端解決、談判和監督功能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世界貿易組織走向改革的十字路口。在世界貿易組織改革的議程設置過程中,基于實力結構、利益分配和制度競爭等因素的考慮,美國、歐盟和加拿大等發達成員均提出了各自的改革方案和推進策略,將改革議程逐漸聚焦于爭端解決機制、發展中國家特殊與差別待遇以及非市場導向政策和行為等主要議題。但是,世界貿易組織改革中的議程設置仍充滿不確定性。

鄭永年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

近年來,很多西方國家正經歷一場持續的社會革命。法國的“黃背心”運動、美國的“占領華爾街運動”、英國的脫歐等便是典型。這一波社會運動的根源是1980年代崛起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這使過去數十年里,西方世界呈現出一個令人費解的矛盾現象,即政治上越來越民主,經濟上越來越不民主。當代西方社會革命向何處去呢?無論政界還是學界,人們對社會革命的目標并不明確,而各國政府也沒有解決引發社會革命問題的有效方案。

李金惠

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

“無廢城市”的建立要求重新定義廢物的價值,重塑城市資源與廢物流動體系,構建綠色全產業鏈。“無廢城市”的建設應注重以下關鍵方面:綜合系統的固體廢物管理;制定針對產品和服務的智能化設計活動的導則或者政策;注重與公眾的溝通,提升社會環境意識;構建綠色供應鏈;在原材料的選擇階段注重材料使用效率;將使用壽命較長的產品投入市場;加強填埋場管理技術科研投入。

范恒山

著名經濟學家、國家發展改革委原副秘書長

長三角區域一體化面對的主要問題和突出短板主要有四個方面:其一,從思想看,一體化所需要的全局意識、統籌決策還沒有全面的、真正的樹立起來;其二,從地理看,長三角區域發展的不平衡性仍然比較突出,尤其是安徽省與其他兩省一市存在明顯差別;其三,從人群看,長三角區域城鄉間人口基礎性財產、現實個人勞動所得與社會公共服務所獲等關鍵方面相差較大,在有的地區,甚至存在為數不少的貧困人口;其四,從領域看,在合作交流全面展開的同時,幾乎在各個方面也都存在著不同程度的阻隔和分割。

楊東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金融科技與互聯網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在發展數字經濟的大背景下,各國反壟斷法開始登上歷史舞臺發揮其獨特作用。反觀國內,“頭騰大戰”一紙判決抽絲剝繭直指雙方協議約定這一核心,雖然避免了授人以柄,但對數據壟斷問題的回應卻有所缺失。結合微博訴脈脈案中對數據抓取行為嚴格要求三重授權,以及數據問題在反壟斷法上的審查不足,可以發現強調個人信息保護的過甚性、反壟斷法的滯后性正在催生一座座數據孤島。

陳衛東

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所長

金融供給側改革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包括:第一,解決金融機構的微觀效益與宏觀效率問題,這是中國金融業走向穩健、強大的基石。第二,提高金融市場風險定價和風險管理能力。提高金融機構、金融體系的風險定價能力、產品設計能力,可以彌補金融供給的很多短板。第三,提高金融機構的競爭力和影響力。隨著我國金融市場不斷開放,我國金融業要面向競爭更加激烈的國內市場,也要面向更加復雜的國際市場,所以亟待提高金融機構的競爭力和影響力。

王業強

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副研究員

董昕

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副研究員

房地產政策的松緊程度取決于房地產市場發展的景氣狀況,帶有逆周期調整的性質。無論是“因城施策”還是“一城一策”,實際上就是要各個城市根據當地房地產市場的實際情況采取調控措施,這是未來房地產調控的基本原則,就是保持房地產市場健康平穩發展,不發生系統性風險。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課題組

根據課題組2018年“國家中心城市指數”研究:北京為國家綜合中心;上海和廣州為國家重要中心;深圳、武漢、天津、成都、重慶、西安、南京、杭州和鄭州為潛在國家重要中心,總共十二個城市。基于競爭力的視角,從經濟競爭力、可持續競爭力、營商競爭力、宜居競爭力角度觀察這些城市的變化,在很大程度可以預判國家中心城市的未來走勢和格局。綜合比較四大競爭力發現:未來上海、深圳、杭州面臨上升的可能,南京、成都等存在穩固的條件,天津、西安甚至北京面臨下降的可能。

唐士其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院長、教授,主要研究領域:西方政治思想史、當時西方政治哲學、比較政治思想、比較政治學;著有《美國政府與政治》 《西方政治思想史》《全球化與地域性: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國家與社會的關系》等

治理概念的提出意味著人們已經認識到,國家雖然握有強制力,同時也具有強大的社會和資源的提取與動員能力,但它并非無所不能。因此,對治理問題的討論,著眼點就不是如何擴展和強化國家權力,而是在不排斥國家作用的同時,如何充分發揮國家之外各種行為主體的作用,從而形成一種兩者之間協同合作的良性互動關系。

閔師

華中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王曉兵

北京大學現代農學院

項誠

中國農業科學院

黃季焜

江西農業大學

農村集體資產改革在理論界和政策界受到普遍關注。但研究顯示,農村集體資產產權改革進度省際間差異較大, 部分地方性方案待規改;資產評估、成員界定、股權分配和產權制度安排等是村集體經營性政策改革的難點和關鍵;影響農村集體資產確權進展的因素存在區域異質性, 而較大的資產規模與傳統的集權式村治減緩了確權進度。

李剛

南京大學中國智庫研究與評價中心副主任,首席專家

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到了一個關鍵時期,一些人認為中美貿易戰中我國之所以處于下風,原因之一就是我國智庫既未能及時預警這一場重大危機,危機發生后也未能提出有效的應對之策,他們認為中國所謂新型智庫建設純屬空耗公帑。智庫界面對這種無端指責固然可以置之不理,但是亦應反求諸己,思考一下新型智庫建設運動的得失。

張洪武

北京市社會科學院科社所副研究員

協商民主強調公共性,但在協商中又處處受到經濟人自利性的侵害;協商民主強調協商者的平等參與,但又受到權力、金錢、地位、能力、信息不平等的干擾而實際上遭到政治排斥或被動政治納入;協商民主強調協商中的包容性,但包容性又與協商過程中的慎思性處在沖突之中。怎樣解決這些悖論,促進協商民主理念與現實的統一,既需要哲學的沉思,也需要社會學的思考和田野調查。

雷達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當年新自由主義在西方盛行時,我們往往將這種現象視為是西方社會發展的一種趨勢性的現象,但是,當今天的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與新自由主義的理念漸行漸遠的時候,我們能夠很清楚地判斷,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的歷史上,新自由主義的興起也只是一個周期性現象。認識到這點是有現實意義的,因為,今天我們所遇到的特朗普現象,也只是美國歷史上的一個周期性事件,也許這種現象持續的時間并不會太長。

房樂憲

中國人民大學歐洲問題研究中心教授

殷佳章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博士生

歐盟的歐亞互聯互通戰略是歐盟為滿足自身發展需要、應對全球治理中的新挑戰,并結合當前世界發展的新形勢和自身的區域合作經驗提出的,也可視為其全球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提出的三個原則理念與政策框架中的三大核心內涵為未來歐亞互聯互通合作的展開提供了指導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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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外資大量撤出中國市場以及互聯網電商壟斷實力增強,這加了中國市場降級風險。一方面外資的撤出結果是質量降低,品牌降格,多樣性減少;而網商的沖擊則令實體店紛紛倒閉,商業蕭條,城市失去活力。隨著互聯網巨頭壟斷零售市場,低劣產品泛濫且流通便利,加大監管難度。最終消費者不得不購買質次價高的商品。
根據6月26日CNBC網站消息,美國財政部長史蒂芬·姆努欽稱中美已經接近達成貿易協議。姆努欽告訴CNBC,大約90%的貿易協議都已完成。他認為中美兩國元首在G20的會晤將有利于重啟停滯的貿易談判。姆努欽稱,希望獲得中國想要回到桌前繼續談判的信息,他認為這對中國經濟,美國重新取得貿易平衡以及中美兩國關系來說都是一個好的結果。
中國三家中型股份制銀行可能因為涉嫌違反針對朝鮮的制裁而成為美國處罰對象。這對于中國的銀行業引起了不小的震動。表明了中國企業在美營商時可能面臨的法律風險。而且如安邦咨詢對中美貿易摩擦發展趨勢的觀察一樣,表明美國對中國的“制裁”正按三步曲——貿易-企業-金融的節奏演變:從貿易戰到科技戰,再到金融戰。看似完全不理性、看似單獨的個案,卻反映了這種競爭和摩擦加劇的趨勢。
6月25日,交通運輸部新聞發言人吳春耕介紹了今年前5個月的交通運輸經濟運行情況。數據顯示,今年1至5月,交通運輸領域完成投資10138億元,同比增長7.3%,較去年全年加快6.6個百分點。其中,公路水路完成投資7537億元,同比增長4.8%,完成全年1.8萬億元任務目標的41.9%;鐵路完成投資2244億元,同比增長12.6%;民航建設完成投資357億元,同比增長39.5%。
國內證券行業杠桿倍數整體偏低,除了缺乏海外投行將客戶抵押物再抵押的權限外,還在于負債方式也較為有限,主要工具為公司債和短融,融資成本較高且受到資產負債率的約束。此次獲準發行金融債、短融額度擴大有助于降低證券公司融資成本,有序提升經營杠桿,增強行業整體資本實力。這也意味著頭部券商將進一步發揮系統重要性作用,取代中小銀行成為非銀市場流動性提供商。
全球最大資產管理公司貝萊德稱,即使美國對中國所有進口商品的關稅稅率提高至25%,中國今年仍能實現6-6.5%的經濟增長目標。貝萊德指出,中國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及穩健貨幣政策將有助緩和美國加征關稅對經濟產生的壓力,而根據經濟發展情況,中國可以推出更多財政刺激措施以及實施更寬松的貨幣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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