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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智庫看中國 Perspectives On China

安邦智庫(ANBOUND)

安邦智庫是一家獨立運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經濟政策研究機構。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庫,是中國現今最具建設性、最富經驗的公共政策研究機構。在長達26年的時間里,安邦致力于推動社會的開放、為中國社會的尊嚴而奮斗。

長期以來,中國經濟猶如一列高速行進的重載列車。深入參與全球化帶來了中國經濟增長的黃金時期,2001年中國加入WTO時,GDP規模只有約10萬億人民幣;到2019年底,中國的GDP規模已接近100萬億人民幣。18年時間GDP擴張了900%,這在世界經濟史上也是極為罕見的。

中國參與全球化的進程,既是中國對外開放,從世界吸收資本、知識和技術的過程,也是中國逐步走向世界的過程。于是,在成為“世界工廠”的同時,中國開始了逐步“走出去”,海外商業利益不斷增多,對外投資不斷增加,人民幣也開始了國際化進程。再往后,中國維護海外利益安全的需要與日俱增,中國有了“一帶一路”,中國還開始像其他發達國家一樣有了海外軍事基地……

不過,2020年初爆發的新冠肺炎疫情,有可能使得中國走向世界的進程放慢速度,調整節奏。面對疫情帶來的沖擊,安邦智庫(ANBOUND)的研究人員估計,在未來一到兩年內,中國可能要更多面對國內發展的種種問題,緩釋國內發展的各種風險因素,放慢增長步伐來彌補過去發展速度太快留下的缺陷和短板。總之,中國的發展中心要向內,而不是向外。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短短20年,中國已經遭遇了數次大的災難。2003年的SARS疫情,在公共衛生領域給了我們當頭棒喝;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給中國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和財產損失。不過,這兩次災難發生時,中國整體上處于深入參與全球化的“黃金增長期”,中國經濟發展的步伐并未因此而顯著放緩。

2020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是中國近20年來遭遇的第三次災難,也是17年來的第二次重大公共衛生事件。這一次災難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影響,是與過去一樣呢,還是有所不同?

從長期來看,新冠疫情對中國經濟不會造成顛覆性的影響,只是中國發展長河中的一個漩渦。但從短期來看,我們也應該理性地看到,此次疫情發生時中國所處的內外發展環境、發展態勢與過去有較大的不同。簡單來說,主要有三個方面的變化。

第一,中國發展的地緣政治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最主要的是中美關系發生了近乎逆轉的變化,中國的發展從過去的“戰略機遇期”進入到了現在的“戰略競合期”。這是影響未來十幾年甚至幾十年的大變化。第二,中國發展的地緣經濟環境發生了變化。具體表現為全球化進程受到干擾,貿易摩擦加劇,中美貿易戰更是直沖中國而來,并且演化為貿易-科技-金融的“三位一體”之戰。第三,中國經濟增速開始趨勢性地放緩,進入了長期的速度放慢、結構轉變的調整階段,各種結構性的矛盾愈發突出。

王勇

清華經管學院中國企業發展與并購重組研究中心

劉夢楚

清華經管學院中國企業發展與并購重組研究中心

王琳璐

清華經管學院中國企業發展與并購重組研究中心

通過調研發現本次疫情對中國大中型企業經營影響嚴重,雖然短期內不會出現類似小微企業現金流中斷、企業倒閉等問題,但由疫情蔓延引發的訂單下降、限制開工、人員不足、固定成本負擔過重、供應鏈中斷,以及進而可能帶來的信用和債務風險,都有可能給大中型企業帶來非常嚴重的沖擊。超過一半的企業受一季度影響,將全年營收目標下調20%左右。

唐大杰

賽意企業研究所研究部主任,武漢大學法律和財稅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

要排除現有困難盡快實現企業復工、早日全面復工,國民經濟活躍起來,國家、社會減少損失,是戰勝疫情的重要基礎。建議企業、員工、政府共同努力,采取更直接、精準的政策措施,切實幫助企業克服困難,順利開工,穩定就業。本周一政府開工,多數企業還處于停工狀態,但社保費已被自動扣繳,企業還沒來得及申報緩繳,賬上資金就被劃走。社保緩繳和減免政策是被認為對企業最實惠的政策之一,未開始就打折。建議簡化政策,對所有企業直接減免1、2月份的社會保險費,已扣社保費原數退回。

汪濤

瑞銀亞洲經濟研究主管、首席中國經濟學家、董事總經理

本次疫情的影響范圍已超過非典時期,內地31個省級行政區都報告了新冠肺炎確診案例,而非典時期內地僅有10個省級行政區有確診案例。上周全國確診案例數量翻番、口罩等醫護設備供應告急,有更多省市推遲了企業和工廠的復工時間,很多地區也加強了社區封閉管理和限制居民外出的管控措施。如果一季度GDP環比折年率下跌3%,超過我們基準預測的下跌1.5%(同比增速降至3.4%,低于目前基準預測的3.8%),則即便二至四季度經濟活動大幅反彈,2020年GDP增速也可能放緩至5%左右。

呂鐵

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對于傳統產業而言,數字化轉型是利用數字技術進行全方位、多角度、全鏈條的改造過程。通過深化數字技術在生產、運營、管理和營銷等諸多環節的應用,實現企業以及產業層面的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發展,不斷釋放數字技術對經濟發展的放大、疊加、倍增作用,是傳統產業實現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的重要途徑,對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馬寶成

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

近來,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形勢復雜嚴峻,可謂對我國治理體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國家治理涉及各個領域,解決國家治理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挑戰、瓶頸等,都需要有一整套完善的、科學的、可操作性強的應急管理制度作為依托與保障。“備豫不虞,為國常道。”要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強化風險意識,完善應急管理制度,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風險能力,積極推進我國應急管理體系和能力現代化。

受訪者:蔡昉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學部委員

采訪者:譚志娟

首先,在有效防控疫情前提下幫助農民工安全返城就業,促進職工到崗,努力爭取不突破5.5%的城鎮調查失業率目標。其次,幫助中小微企業恢復生產、渡過難關,綜合運用各種政策措施,增強其經濟活力、韌性和自我恢復能力。再次,發揮我國超大規模消費市場優勢,促進第三產業盡快恢復,扶持形成新型業態和新消費模式。利用消費行為分別具有的可補償、可替代和可引導的需求特點,推動消費市場細分,按照產品和服務特點因應施策。最后,把防控工作同既定發展任務相結合,補足公共衛生領域短板,形成新的增長點。

肖傳國

吉林外國語大學教授,東方語學院院長

日本“印太構想”的重點地區中,有不少與中國“一帶一路”倡議所涉區域重合,中日兩國在這些地區的競爭難以避免,在某些項目中日本可能成為中國強有力的競爭對手。對于中國來說,既要盡量降低“自由開放的印太”和“亞非增長走廊”對“一帶一路”帶來的競爭性影響,也要防止陷入零和競爭思維,應該密切跟蹤“印太構想”及與之相關的美日印澳四國聯動的動向,主動與日印加強政策溝通,公開闡述中方的關切,探尋“亞非增長走廊”與“一帶一路”倡議的合作可能,努力使日本的印太構想與“一帶一路”倡議找到合作點和利益交匯處。

沈巋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行政法的比例原則還不能為政府的應急征用征收權提供完整的實質性限制,需要通過修法增加一項要求:政府不得應急征用或征收任何單位和個人正在或即將用于疫情防控的、不可或缺的物資。換言之,無論是國務院還是地方政府,無論是針對“過境物資”還是針對本行政區域內單位和個人所有或使用的物資,都應該在作出征用或征收決定前,判斷征用或征收是否會給被征用人或被征收人在疫情防控方面帶來即時的損害。若確實會造成即時的損害,而且,征用或征收所欲保護的利益并不特別明顯大于該損害時,政府就不應作出征用或征收決定。

黃季焜

北京大學現代農學院中國農業政策研究中心教授

李康立

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博士研究生

王曉兵

北京大學現代農學院中國農業政策研究中心副教授

丁雅文

北京大學現代農學院中國農業政策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基于對全國九省156個村的調研數據,本文分析了我國農村集體資產存續現狀、產權改革進程及其影響。研究結果表明,村集體經營性資產價值尚存,但其增值潛力不如預期;有較大增值空間的資產多數已確權改革,對農民增收助力有限;村集體經營性資產分布區域差異大;改革進度省際間差異較大,部分地方性方案待規改。

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

要強化從公共衛生的視角開展野生動物保護。重新考慮我國野生動物保護的立法目的,在其中增加有關尊重生命、倡導文明和維護人們健康和生物安全方面的內容。為此,可以考慮將立法目的設置為:為了保護野生動物,倡導文明衛生的生活方式和良好的飲食習慣,弘揚尊重生命的價值理念,保障人民群眾身體健康和公共衛生,維護生物多樣性,推進國家生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強化生態文明建設。

李清娟

復旦泛海國際金融學院智庫中心主任、高級研究員

孔雪

上海華夏經濟發展研究院青年研究員

新冠肺炎事件暴露出我國在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上政府治理體系和風險防控能力的不足,造成國家經濟和社會等多方面停擺,我們相信,全國人民在政府統一指導下抗擊疫情一定會取得顯著成效,但是造成的人力物力的消耗也是驚人的。如何在下一步經濟和社會治理方面進行優化和改革是本文關注的重點,需要重視對全民統一休假模式的反思避免大規模人員流動的風險防范,鼓勵靈活的遠程辦公模式,促進新興產業與傳統產業融合發展,引導國家有序、健康與持續發展。

黃奇帆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重慶市原市長、復旦大學特聘講座教授

面對如此巨大的公共衛生事件我們不得不反思,我們有沒有可能從根本上杜絕這樣大的疫情的發生、把疫情消滅于萌芽狀態呢?這是不是說明我們現有的公共衛生體系、傳染病防治工作有很多系統性的問題呢?從宏觀上來看,武漢的防疫應對問題不是湖北獨有的,公共衛生與傳染病防治領域是中國經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落后領域、甚至是盲點。從2003年的非典到2020年的新冠肺炎,中國公共衛生體系的短板始終沒有很好補上,整個公共衛生系統在人員、技術、設備各方面都遠遠落后,這才是導致我們缺乏防控大疫能力的根本性的原因。

莫于川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

林嘉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

王旭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

陳璇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姚海放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在防控疫情的重要時刻,如何依法、有效地應對疫情?我國《突發事件應對法》、《傳染病防治法》、《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等法律法規建立了系統、有效的制度體系。了解、遵守這些相關法律制度,對各級政府相關部門、相關機構、企業及個人都有重要意義,有助于更好地依法、有效地應對疫情。

閆坤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黨委書記、研究員

張鵬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

2019年,世界經濟在緩慢減速中度過了不平凡的一年。面對復雜的國際國內環境,我國經濟保持了平穩運行,“六穩”并進,“三大攻堅戰”取得超出預期的成果,實體經濟特別是中小微企業獲得了更好的發展環境。2020年,面對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我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和宏觀調控,要有序做好保供應、保穩定和保增長三個階段的工作。

復工潮下如何確保“抗疫”與經濟兩不誤

目前,在復工潮的新形勢下,需要對各地采取的“戰疫”措施進行一番細節化、特殊化的梳理,識別需要注意些什么、防止哪些可能性,才能適應好防疫情、促經濟,兩手抓、兩手都硬的開工狀態。對企業來說,也需要在相關疫情防控機制和物資準備到位的情況下,做好復工復產的應急預案和調整機制,做好應對非預期內調整情況的物資、資金和人員準備,在做好疫情防控條件下穩步高效地實施復工生產。

楊先德

北京市人民檢察院

在中國建立有效的“吹哨人”制度,絕非一日之功,需要系統謀劃。比較可行的路徑或許是在一些與公共利益密切相關,行業專業性強,行業行為較為封閉,執法司法成本高的行業開展試點,逐步積累經驗,完善配套制度,最終使得這項“看上去很美”的制度真正發揮作用。在制度方面,應當完善“吹哨人”制度立法,規則要盡量細化,確保制度各方都有章可循。要建立有效的吹哨人保護機制,完善舉報成效認定和獎勵分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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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更好地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中央日前決定從大局出發,調整湖北主要領導班子,上海市市長應勇出任該省省委書記。濟南市市委書記王忠林出任該省委委員、常委和武漢市市委書記。此前,國家衛健委副主任王賀勝已出任該省委常委。
從官方數據可發現,湖北以外的新冠肺炎全國病死率約為0.49%(57/11598),中國以外的病死率約0.2%(1/490),這比流感的病死率略高。根據安邦掌握的美國流感季節數據,從2010年到2019年,美國每年流感季的病死率從0.09%-0.18%。這意味著,中國以外的全球新冠肺炎病死率,相當于一次重癥流感。準確定義此次疫情的性質變得十分重要。
教育部日前表示,2020年中國普通高校畢業生874萬,同比增加40萬人。受經濟下行壓力和疫情影響,預計今年上半年高校畢業生將面臨更加復雜、嚴峻的就業形勢。面臨就業壓力的不只普通高校,還有大量職教畢業生也面臨類似問題。更值得注意是,中國2億多農民工也面臨著事實上的就業壓力(統計上不一定反映)。今年全社會就業壓力空前嚴峻。
從全球的范圍來看,基建投資面臨的不僅是經濟的問題,還面臨政治、文化、環境、社會等各種風險因素,而各種風險因不同的地域有所不同。對此安邦咨詢首席研究員陳功總結認為,在東方,基建是錢的問題;在歐美,基建是政治的問題;在非洲,基建是腐敗的問題;在拉美,基建是工會的問題;在俄羅斯,基建是地緣政治的問題;在中東,基建是地雷的問題。這些風險都需要予以關注。
2月13日,MSCI官網公布例行季度調整結果,具體來看,MSCI A股在岸指數增加了6只成分股,沒有個股刪除。MSCI全中國指數新增9個成分股,剔除3只。富時羅素也將暫定在2020年2月起,調整中國A股的權重。由于今年MSCI等國際指數針對A股的擴容將有所放緩,不少分析預計外資帶來的被動增量資金會相應減弱。但是實際上,從北上資金流入情況來看,外資布局A股并沒有“減速”。
國際信用評級機構標普在2月12日表示,中國冠狀病毒疫情可能造成的增長放緩,可能將今年歐元區和英國經濟增長各拉低0.1-0.2個百分點。標普全球稱,如果像目前預測的那樣,疫情在3月達到高峰,那么對歐元區經濟的沖擊可能主要體現在第一季。不過旅游等行業可能需要更長時間才能復蘇。但標普預計,疫情之后經濟活動的恢復會使歐洲經濟在2021年有所反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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