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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智庫看中國 Perspectives On China

王志鋒

中央財經大學教授,中國公共經濟學會理事、中國城市經濟學會學科建設委員會常務委員、國土資源部法律中心咨詢委員會委員,近年來在《經濟社會體制比較》《改革》《中國社會科學報》《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南開學報》《城市發展研究》等核心期刊發表論文40余篇

引言

從新中國成立之初的百廢待興到今天的全面發展,70年間中國無論是在綜合國力還是在全球影響力上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其中,城鎮化的快速發展也是中國崛起的表現之一。從1949年到2017年,中國城鎮化率由10.64%迅速增長到58.52%,城鎮常住人口在過去70年間增加了7.5億人。70年來,尤其是改革開放后,這場城鎮化進程使得中國釋放了巨大的勞動力潛能,極大地促進了出口導向的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同時,由于當前中國處在經濟轉型期,發展模式需要由出口導向轉向內需導向,在未來的城鎮化進程中,不斷增加的城鎮人口將為中國以消費主導的經濟增長、提振世界需求提供動力。

中國的城鎮化之所以能在短短的幾十年間取得如此大的成就,這其中地方政府的作用不容忽視。作為中國政府層級體系的組成部分,地方政府不僅是中央政府意志的實施者,同時在其內部也存在分層管理和調節。與中央政府是全國利益的代表者一樣,地方政府可以被視為地方利益的代表,對轄區經濟社會發展起著重要的推動作用。改革開放后,特別是實施分稅制后,中國特有的地方官員政績考核制度促使地方官員在地方有限的資源中最大化地實現區域經濟發展目標,發展當地經濟的意愿異常強烈,提高城鎮化水平自然成了地方政府的重要發展目標。隨著土地制度和戶籍制度的漸進式改革,地方政府憑借對土地資源的掌控和國家土地政策的支持,實現了城鎮化的跨越式發展,同時也有力支持了國民經濟的快速增長。但同時,地方政府過于依賴土地的城市化發展也衍生出了地方政府債務過高、建設用地的過度擴張、房價過高,房地產市場存在泡沫及對人的城鎮化不夠重視等一系列問題,這不僅大大削弱了土地的福利功能,也引發了較為嚴重的社會問題、經濟問題和環境問題。如何在當前時期走好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道路,全面提高城鎮化質量,是當下需要關注的重要問題。70年間地方政府是中國城鎮化最重要的主導者,在制度變遷中擁有資源配置權的地方政府扮演了“第一行動集團”角色,在我國城鎮化進程發揮了特殊作用。地方政府通過掌握的轄區資源,推動要素向城市集聚、參與城市治理,使得城鎮化一路快速發展。本文聚焦于地方政府視角,回顧了70年間城鎮化發展歷程的變遷及取得的成就,并對地方政府現有的城鎮化發展模式及存在的問題進行了梳理,基于當前地方政府的城鎮化發展模式中亟待解決的問題以及新型城鎮化的轉型需要,力圖從地方政府的治理視角對未來城鎮化發展由高速度到高質量轉變提供政策建議,這對如何進一步釋放內需,讓城鎮化更好地助推轉型期經濟平穩高質量的發展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雷建鋒

外交學院副教授

國家身份是關于國家獨特性的表述,在與其他國家的互動中形成和變更,它決定國家根本任務并塑造其對外行為。國家因身份不同而對外行為各異。社會主義發展中大國是當代中國最根本的國家身份,決定了實現現代化是中國的根本任務。國家身份與現代化共同塑造了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性質與品格:獨立自主、和平友好、追求道德權威。

孫柏瑛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張繼穎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行政管理學系博士研究生

基層實踐原創的“吹哨報到”機制聚焦于一線公共問題,以通過自下而上地發現與界定問題來啟動治理流程,建立了黨建引領、向街鄉鎮行政授權、驅動“中間管理層”、協同條線與屬地關系、基于清單制劃分權責和實施綜合執法的基層治理方法。解決問題驅動的基層治理以彈性的機制和工具改革,彌補了科層體制的僵化與低效,同時,引導基層政府及其官員轉變對基層治理的認知模式、激勵動力結構、行為方式等。

羅伯特·布萊克威爾

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前副院長、美國前駐印度大使

特朗普的執政風格和一些外交行為往往被視為是魯莽、無知和混亂的。有些時候,特朗普可能在想象美國可以從世界事務中抽身;另一些時候,特朗普可能又認為美國可以主導世界事務。人們難以對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抱有信心。但是,總的來說,面對當前復雜多變的世界秩序,特朗普的外交政策要比他的批評者們所認為的好很多。

白川方明

NRI特邀嘉賓,日本銀行原行長

少子老齡化雖然非常重要,但它的影響卻很容易被低估。對這個問題越晚著手解決,問題就越難解決。基本可以確認中國的老齡化進程今后會快于日本,因此不要輕視這個問題,為將來做好準備極為重要。而不管是先出現人口問題的日本還是現在的中國,都必須創造出自行解決人口問題所需的知識架構體系。

彭文生

光大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美國加征關稅帶來美元強勢,美國放松貨幣政策,有利于緩解美元升值壓力;對中國來講,寬財政在穩定經濟增長的同時,提升經濟平衡所要求的均衡利率,降低人民幣貶值壓力。財政擴張增加非政府部門的凈資產,有利于去杠桿,促進金融周期下行期的有序調整,也有利于避免匯率超調的風險。

趙瑾

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最新研究顯示,從長期和整體看,貿易會對一國產業結構優化、高技能工人就業、勞動力工資提高以及婦女就業等產生積極影響。在創造就業方面,長期看需以發展服務貿易為著力點,擴大服務業對外開放,深化重點領域改革,建立推動就業穩定增長的長效機制。

熊鴻儒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創新發展研究部副研究員

一批快速崛起的互聯網平臺在大幅提升資源配置效率的同時,也在一些領域因“一家獨大”的市場地位及不當的市場競爭行為帶來了不少治理難題。從國際到國內,“規制平臺壟斷”的呼聲日益高漲。對監管部門而言,需要在推動數字經濟健康發展的同時,確保良性有序的市場競爭,有效保護消費者權益,同時鼓勵互聯網企業創新。

劉星

清華大學全球私募股權研究院研究主管

李開帝

清華大學信息科學技術學院研究生

近五到十年,人工智能技術取得飛速發展,隨著硬件發展節奏放緩和技術漸趨成熟,產業重心由技術開發逐漸轉向垂直應用。從人工智能產業布局來看,美國全面領先于中國,尤其是在基礎芯片、算法架構和數據處理上。科技巨頭基于前期占據的基礎設施優勢,構建了技術壁壘。新進入創業企業更傾向于選擇巨頭難以覆蓋的細分行業領域探尋機會。

楊宏山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公共財政與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著有《轉型中的城市治理》《府際關系論》《經濟全球化與政治發展》等

李娉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

政策創新受政治權威主導,在重大政策制定中,中央與地方之間經由多輪互動學習,公共政策才會走向明晰化、定型化。政策創新中的府際學習通過問題建構、政策試驗、經驗采納、權威推廣四種機制進行運作,在政策試驗階段,政策學習以地方政府為主,隨著政策試驗取得成效,政策學習轉為以中央政府為主。

張正河

中國農業大學教授,中國縣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第一個是高質量發展,正確地做正確的事。全國大區域協調、東中西協調、區域內大中小城市間的協調,以及產業間的協調非常重要。第二個是尊重科學,勇于創新,并且堅定目標,重在實干。以“正合、地道、規律”為原則,勇于創新,不要按部就班,關鍵是要合理規劃并實施好規劃。最后是提升服務品質,重視實用人才的培養。

何廣文

中國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

何婧

中國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必然帶來中國鄉村發展形態、鄉村產業發展載體、鄉村治理和服務形態、鄉村運行機制等方面的戰略性轉型,進而推動提高農業供給質量、健全城鄉之間要素合理流動機制、提升鄉村發展整體水平、加強新型職業農民隊伍建設、強化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在此過程中,必將帶來巨大的金融需求。那么,鄉村振興的金融需求表現何在?現行農村金融供給制度有何缺陷?如何基于鄉村振興進行金融制度創新?

劉振偉

全國人大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改革開放以來, 在深化農業農村改革的各個重要階段國家都適時出臺了與之相適應的支農政策, 政策、科技、投入是農業和農村持續健康發展的三大重要動力源。新時代, 建立健全財政扶持、稅收優惠、金融支持、社會參與、村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民籌資投勞的多元投入增長機制, 對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意義重大。

任澤平

恒大集團首席經濟學家,恒大研究院院長

2019年一季度中國非金融部門總杠桿率為248.8%,較2018年底上升5.1個百分點,上升幅度較大。宏觀杠桿率大幅上升的原因有二:一是受季節性因素影響,一季度杠桿率環比增速通常較高;二是杠桿趨勢發生改變,同比增速出現反彈。居民部門、非金融企業部門和政府部門杠桿率分別上升1.1、3.3和0.7個百分點。居民杠桿平穩上升,企業杠桿大幅反彈,政府杠桿有所加快。

龐中英

中國海洋大學特聘教授、海洋發展研究院院長

即使我們判斷,美國確實以“冷戰”對付中國;但是,中美之間今后的格局是否是全面沖突的“新冷戰”,完全取決于中國是否也“以冷戰回應冷戰”。看來,中國確實到了需要新的戰略的時候了。戰略性的東西是根本大計,需慎之又慎,對之的調整,要避免一蹴而就的新戰略。如果一蹴而就,可能犯下戰略性錯誤。還是要“冷靜觀察”,再“冷靜觀察”,有一個更加穩妥的戰略改變。

許偉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員

十年過去了,次貸危機爆發的教訓正在被淡忘,危機應對時認為有必要推進的改革走了樣,危機期間行之有效的政策工具也被限制,應對下一次經濟衰退或者金融動蕩,救助者可能缺乏足夠有效的手段。雖然危機事先無法預測,且不會按照設定的藍本演化,但宏觀管理和金融監管當局保持機警,增加監管框架的適應性,不斷夯實緩沖墊,消除監管空隙或者機構職能重疊導致的監管競爭,注意政策的外溢和反饋效應,加強國際協調與合作

賈晉京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 宏觀研究部主任

當今時代的“工業黨”世界觀,需要立足于大創新時代,有動態的整體性視角,避免零敲碎打、閉門造車。正如全球生態體系是一個整體,當代全球經濟體系也是一個整體,“工業黨”世界觀需要進入21世紀,要有全球視野和整體性思維,“大創新時代”可以作為從共時性維度描述當今世界經濟的整體性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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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外資大量撤出中國市場以及互聯網電商壟斷實力增強,這加了中國市場降級風險。一方面外資的撤出結果是質量降低,品牌降格,多樣性減少;而網商的沖擊則令實體店紛紛倒閉,商業蕭條,城市失去活力。隨著互聯網巨頭壟斷零售市場,低劣產品泛濫且流通便利,加大監管難度。最終消費者不得不購買質次價高的商品。
根據6月26日CNBC網站消息,美國財政部長史蒂芬·姆努欽稱中美已經接近達成貿易協議。姆努欽告訴CNBC,大約90%的貿易協議都已完成。他認為中美兩國元首在G20的會晤將有利于重啟停滯的貿易談判。姆努欽稱,希望獲得中國想要回到桌前繼續談判的信息,他認為這對中國經濟,美國重新取得貿易平衡以及中美兩國關系來說都是一個好的結果。
中國三家中型股份制銀行可能因為涉嫌違反針對朝鮮的制裁而成為美國處罰對象。這對于中國的銀行業引起了不小的震動。表明了中國企業在美營商時可能面臨的法律風險。而且如安邦咨詢對中美貿易摩擦發展趨勢的觀察一樣,表明美國對中國的“制裁”正按三步曲——貿易-企業-金融的節奏演變:從貿易戰到科技戰,再到金融戰。看似完全不理性、看似單獨的個案,卻反映了這種競爭和摩擦加劇的趨勢。
6月25日,交通運輸部新聞發言人吳春耕介紹了今年前5個月的交通運輸經濟運行情況。數據顯示,今年1至5月,交通運輸領域完成投資10138億元,同比增長7.3%,較去年全年加快6.6個百分點。其中,公路水路完成投資7537億元,同比增長4.8%,完成全年1.8萬億元任務目標的41.9%;鐵路完成投資2244億元,同比增長12.6%;民航建設完成投資357億元,同比增長39.5%。
國內證券行業杠桿倍數整體偏低,除了缺乏海外投行將客戶抵押物再抵押的權限外,還在于負債方式也較為有限,主要工具為公司債和短融,融資成本較高且受到資產負債率的約束。此次獲準發行金融債、短融額度擴大有助于降低證券公司融資成本,有序提升經營杠桿,增強行業整體資本實力。這也意味著頭部券商將進一步發揮系統重要性作用,取代中小銀行成為非銀市場流動性提供商。
全球最大資產管理公司貝萊德稱,即使美國對中國所有進口商品的關稅稅率提高至25%,中國今年仍能實現6-6.5%的經濟增長目標。貝萊德指出,中國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及穩健貨幣政策將有助緩和美國加征關稅對經濟產生的壓力,而根據經濟發展情況,中國可以推出更多財政刺激措施以及實施更寬松的貨幣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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