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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智庫看中國 Perspectives On China

安邦智庫(ANBOUND)

安邦智庫是一家獨立運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經濟政策研究機構。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庫,是中國現今最具建設性、最富經驗的公共政策研究機構。在長達26年的時間里,安邦致力于推動社會的開放、為中國社會的尊嚴而奮斗。

美聯儲接連降息引起了全球央行的降息潮,也推動了全球的流動性過剩程度進一步加深。這種情況下,越來越多的國家面臨零利率和負利率的貨幣環境。這包括歐央行再度降低負利率;日本在安倍經濟學的政策下,負利率已經持續了很長時間;美國的實際利率也在逐步向零靠近。近期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也指出,“負利率”正向全球蔓延,出現在美國“只是時間問題”。有金融機構甚至認為,到2020年全球將迎來“千年不遇”的低利率環境。

全球的流動性過剩和生產過剩帶來的“雙過剩”是當前利率水平不斷下降的主要原因。在這種環境下,對于中國而言,在流動性需求不斷增長,外資不斷流入、以及實體經濟持續下滑的趨勢下,可能很快也會面臨零利率的貨幣環境。這種情況需要貨幣政策的制定者和市場參與者做好應對準備。

債務規模的上升,和實體經濟面臨的融資難的問題,都會推動中國走向零利率的貨幣環境。IIF數據顯示,中國整體債務占GDP的比重高達306%,較今年第一季度約304%上漲2個百分點,而在2009年,中國債務占GDP的比重僅約200%,1999年約為130%。根據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與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的研究,截至今年6月底,我國企業部門債務占名義GDP的比重,即非金融企業杠桿率為155.7%,較上年末增長了2.2個百分點,遠超政府部門杠桿率(38.5%)和居民部門杠桿率(55.3%)。在企業部門債務中,面臨融資難、融資貴的民營企業債務比重占近30%。摩根大通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朱海斌日前指出,從結構上看,中國非金融企業債務占比過高,且利率水平過高。考慮到現有債務的償付負擔已經擠出了新增信貸的有效需求,因此中國有可能成為下一個零利率的國家。

未來低利率和零利率的環境也會反過來讓現有貨幣政策工具的效果逐步降低。在中國,這個問題會更加嚴峻。目前中國面臨結構性的消費通脹和生產通縮同時出現的問題,這讓貨幣政策的調整窗口逐漸關閉,不論是“精準滴灌”還是“大水漫灌”,未來可能都無法扭轉經濟放緩的趨勢。在零利率的環境下,亟需重新定義和選擇貨幣政策的目標和工具。

對于實體經濟而言,零利率的貨幣環境會使結構性的問題更加突出。利率下行并不意味著投資者會增加投資,在生產過剩的情況下,流動性和信用分層的現象仍會出現,給中小企業帶來新的問題。企業方面更加迫切的需要企業做好轉型升級的準備,維持競爭力。這一環境也意味著,迫切需要推動金融供給側的改革,解決貨幣傳導機制的問題。

浦山基金會課題組

中國應在以下方面推動國內改革:第一,首先應該認識到,競爭中性與產業政策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兩者可以找到交集。這種情況就是對市場主體一視同仁的產業政策。第二,中國應盡快在國有企業分類改革的基礎上,啟動“競爭中性”改革。分類推進國有企業改革,有現成方案可循。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準確界定不同國有企業功能”,之后中央于2015 年印發了《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完全符合這一改革方向。第三,加快經濟干預方式從產業政策向競爭政策轉型。第四,在金融市場貫徹“競爭中性”原則,消除隱性補貼。第五,規范產業補貼政策,明確授予標準,提高透明度。

宋泓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

未來中美經貿關系應該更加開放、深入,因此,最直接的方式是進行雙邊FTA談判以及投資協定談判。這樣的談判,不僅能夠照顧到雙方的關切,而且還能開拓新的合作空間。當然,中美聯手共同推進WTO改革,重塑多邊貿易體制,或者推進亞太地區的巨型區域安排,比如擴版后的TPP或者CPTPP,甚至APFTA等,不僅會化解中美經貿關系糾紛,更會對于區域和世界的發展做出重大貢獻。

鄭羽

同濟大學全球治理與發展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如果說戰略是指問題的全局性和中長期性,那么可以認為,2018年以來中美關系的變化導致了其戰略新面貌的出現。遺憾的是,這種“新”是以兩國關系全面惡化和對峙為特征。美國政府在此輪美中戰略博弈中著眼于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之爭、意識形態之爭、國家利益之爭、世界領導權之爭等多維戰略考量,因此不會太多顧及經貿損失。為了實施強制性的產業鏈和價值鏈脫鉤,特別是著眼于技術封鎖,下一屆美國政府很可能單獨建立類似于巴黎統籌委員會的、比“瓦森納安排”更嚴格的制度性機制。

魏尚進

哥倫比亞大學金融與經濟學教授

數字技術提供了諸多可能的手段,來縮小機會的差距,進而縮小不平等。但是,只有政府確保每個人都可以享用數字基礎設施,數字技術才能促進經濟的包容性。政府應該考慮對明顯縮小機會差距的數字計劃實行稅收優惠。政策制定者還應當確保正確的法律被制定,并得到執行,以保持數字空間的開放競爭,同時讓人們負擔得起。

劉佳駿

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博士

伴隨著我國近40年的高速發展,產業園區實現了規模和質量上的快速發展,已成為我國參與全球制造業價值鏈分工的重要載體、優化產業空間布局的有力措施以及推動區域經濟協同發展的強大動力。經歷了40年的發展,我國產業園區建設取得了諸多成就和成功經驗,同時也遇到了一些問題,園區轉型升級成為必然趨勢,尤其是在新工業革命與新技術加速應用的背景下,未來中國產業園區的發展模式也將發生重大變化。

賈康

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

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現代化事業中,必然追求超常規發展戰略的有效設計和實施,本文結合全局,對于如何在推進現代化的過程中,掌握好金融和金融創新對于力求高質量的鄉村振興的重要支持作用提出基本看法:一是制度創新是金融創新發展的龍頭;二是應重視金融制度創新與科技創新的結合;三是應重視政策性融資對鄉村振興的支持。

肖愈欣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政策分析師

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有兩點特殊之處:一是主導自由主義秩序的國家承擔著在全球傳播自由民主政體的任務;二是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是依靠主宰國的霸權來維持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存在,由于需要倚仗主宰國的霸權,是難以持續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面臨著內外危機,而這些危機來源于其種種內生性缺陷。

趙晨野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政策分析師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社會、經濟等諸多領域均經歷了深刻的變革,而人口的大規模流動是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2018年,中國流動人口為2.41億,相當于每6個人就有1個流動人口。這一龐大的人群被認為是中國城市化的重要推動力量,卻面臨著“人口在流動,權利不扎根”的問題。近年來,該群體在流動規模、流動方向、流動結構等方面發生了諸多變化,但受戶籍制度的制約,其應享有的教育、醫療、住房、養老等諸多公共服務依然在“流入地”與“流出地”之間銜接不暢。

林采宜

華安基金首席經濟學家

劉星辰

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市場經濟的發展促使我國居民的富裕程度大幅提升,從1992年到2018年,人均儲蓄存款余額自1000元增至5萬元以上。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2027元增至39251元,年均增速12.1%;人均消費性支出從1672元增至26112元,年均增速11.2%。總體數據看著很輝煌,但區域之間、城市之間的差異其實在不斷擴大。本文甄選32個主要城市為樣本,考察不同地區、不同城市的富裕指數。

夏磊

恒大研究院副院長、房地產行業首席研究員

房地產稅最佳出臺時機是經濟穩定發展、房地產市場健康運行時期。當前經濟下行壓力加大,未能給房地產稅出臺提供最佳環境。房地產稅具有高度地方性,與地方居民利益密切相關。中央統一立法雖然必要,但各地方住房需求、住房發展階段等具體情況都不一樣,不宜統一稅制“一刀切”。留給地方政府充足的自主空間,兼顧地方特點,才能保證房地產稅滿足地方多樣化需求,穩妥實施。

程實

工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董事總經理、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

錢智俊

工銀國際高級經濟學家

展望2020年,一方面,“高增速”年代余音漸遠,經濟增長趨于平淡而平穩。鈍化的庫存周期與韌化的地產周期形成對沖,加之政策周期的歷史性蛻變,中國經濟的年度增速預計將略有下降,季度增速或將走出“緩V型”路徑。另一方面,“高增質”年代序章初開,經濟增質孕育“民富”與“國強”。在“民富”維度,居民福利的穩固和消費潛力的擴張產生合力,有望在全球經濟逆風中保持國內總需求的穩健。在“國強”維度,歷經多年蓄力,要素配置的改善和科技進步的提速形成共振,正在構建經濟發展的新引擎和新優勢。

陳道富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周景彤

中國銀行研究院資深經濟學家、研究員

劉 哲

萬博新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營商環境中心主任

主持人:周子勛

現代金融體系及其功能內嵌于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當中,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具有核心地位。具體表現為:一是金融治理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二是財政與金融關系的制度安排是現代經濟體系和國家治理體系中的核心制度安排之一;三是金融風險防范是國家治理體系中的底線和保障。

張斌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觀經濟研究室主任、研究員

張佳佳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研究助理

鐘益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研究助理

房價對企業經營影響的關鍵在于房地產的供給彈性。供給彈性過低,意味著房價上漲但是房屋供給沒有提高,難以帶來城市擴張和規模經濟收益,房價上漲的負面影響更突出;保持適當的供給彈性,意味著房價上漲伴隨著房屋供給顯著提高,不僅可以遏制房價的進一步上漲,還可以明顯推進城市擴張和規模經濟收益,對企業創造了更多發展機會,房價上漲的正面影響更突出。房價上漲對消費的擠出程度也取決于該城市的住房供給彈性。

安邦智庫(ANBOUND)

安邦智庫是一家獨立運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經濟政策研究機構。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庫,是中國現今最具建設性、最富經驗的公共政策研究機構。在長達26年的時間里,安邦致力于推動社會的開放、為中國社會的尊嚴而奮斗。

周天勇

東北財經大學中國戰略與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走出經濟困境r 一種思路是,增加有效資產,即其不貶值而且會升值,并有吸收貨幣的功能,用其增加來促使貨幣投放。也就是財政可以擴大赤字,發行長期國債,投資增加這種資產,市場上這種資產的交易和投資增加,央行買賣投資這種資產的國債,銀行增加這方面的貸款,則形成了有較高質量資產基礎的貨幣擴大。這種操作方式的好處是:避免了整個國民經濟的高負債,即負債有資產內容所平衡。這既使經濟增長有財富增加的內容,又可避免持續高負債造成金融體系崩盤的風險。這種資產就是可利用土地,并且在我國非其莫屬。

田聞笛

山西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

社會治理現代化背景下的城市規劃要求政府在城市規劃的編制、實施和評估的整個過程中都不再是全盤主導的角色, 而是發揮牽頭人、組織者的功能。社會力量, 尤其是公民應該成為規劃過程的主力軍。政府則通過提供相應的法律和制度保障, 建立相關的參與平臺和機制等, 來落實規劃編制中的公眾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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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上半年,中國央行選取了1171家銀行開展壓力測試,檢驗壓力因素對銀行資產負債現金流缺口的影響。測試結果顯示,在輕度、重度壓力情景下,1171家參試銀行中分別有90家、159家未通過測試,占比7.69%、13.58%。30家大中型銀行在重度壓力情景下,有10家銀行在全部可動用的合格優質流動性資產耗盡后仍無法彌補缺口,未通過測試,占比高達三分之一。
國務院辦公廳近日發布《關于強化知識產權保護的意見》,提出力爭到2022年,侵權易發多發現象得到有效遏制,到2025年,知識產權保護社會滿意度達到并保持較高水平。意見提出,將加大侵權假冒行為懲戒力度。加快在專利、著作權等領域引入侵權懲罰性賠償制度。將大幅提高侵權法定賠償額上限,加大損害賠償力度。
在全球生產過剩時代,制造業的庫存水平正在提高。調查中日美歐的3900家主要企業的庫存情況發現,除中國之外,各地區均處于2009年以后的最高水平。北美平均為52天,歐洲為55天,均比1年前增加2天。日本增加4天,達到57天。按行業來看,機械(87天)、化工(56天)、半導體與電子(47天)、汽車(48天)等行業的庫存周轉天數顯著變長。
國內對于產業政策的研究需要超越理論之爭。應關注的問題是:政府應該如何制訂產業政策?產業政策對市場的“干預”程度如何?產業政策與市場機制如何平衡?產業政策是否應成為體現國家意志的經濟工具?目前的一些產業政策(如新能源汽車、光伏產業等)都存在產業政策的強干預導致市場扭曲的問題,這會加劇本已存在的結構性問題。這是產業政策制定中需要反思和研究的。
一些民營上市公司因自身原因或大股東帶來的流動性危機而陷入經營困境。這些企業除了采用轉型升級等自救措施外,國資入局“紓困”尤其受到市場的關注。本輪民企易主國資的大潮,是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的第二輪民企大出售潮。實際上,每一次市場周期都帶來民企的落潮,每隔一段時間來一次,民企的困境只會越來越嚴重。
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宣布,它將為貨幣市場提供隔夜現金投放,至少延續至明年6月,以保持短期利率穩定,以確保銀行有足夠的現金儲備。這種臨時流動性操作正在日益長期化。接下來美聯儲可能需要進一步擴大規模。更多市場人士擔憂,這個“回購市場問題”很可能在今年年底時進一步出現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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