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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智庫看中國 Perspectives On China

王志鋒

中央財經大學教授,中國公共經濟學會理事、中國城市經濟學會學科建設委員會常務委員、國土資源部法律中心咨詢委員會委員,近年來在《經濟社會體制比較》《改革》《中國社會科學報》《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南開學報》《城市發展研究》等核心期刊發表論文40余篇

引言

從新中國成立之初的百廢待興到今天的全面發展,70年間中國無論是在綜合國力還是在全球影響力上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其中,城鎮化的快速發展也是中國崛起的表現之一。從1949年到2017年,中國城鎮化率由10.64%迅速增長到58.52%,城鎮常住人口在過去70年間增加了7.5億人。70年來,尤其是改革開放后,這場城鎮化進程使得中國釋放了巨大的勞動力潛能,極大地促進了出口導向的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同時,由于當前中國處在經濟轉型期,發展模式需要由出口導向轉向內需導向,在未來的城鎮化進程中,不斷增加的城鎮人口將為中國以消費主導的經濟增長、提振世界需求提供動力。

中國的城鎮化之所以能在短短的幾十年間取得如此大的成就,這其中地方政府的作用不容忽視。作為中國政府層級體系的組成部分,地方政府不僅是中央政府意志的實施者,同時在其內部也存在分層管理和調節。與中央政府是全國利益的代表者一樣,地方政府可以被視為地方利益的代表,對轄區經濟社會發展起著重要的推動作用。改革開放后,特別是實施分稅制后,中國特有的地方官員政績考核制度促使地方官員在地方有限的資源中最大化地實現區域經濟發展目標,發展當地經濟的意愿異常強烈,提高城鎮化水平自然成了地方政府的重要發展目標。隨著土地制度和戶籍制度的漸進式改革,地方政府憑借對土地資源的掌控和國家土地政策的支持,實現了城鎮化的跨越式發展,同時也有力支持了國民經濟的快速增長。但同時,地方政府過于依賴土地的城市化發展也衍生出了地方政府債務過高、建設用地的過度擴張、房價過高,房地產市場存在泡沫及對人的城鎮化不夠重視等一系列問題,這不僅大大削弱了土地的福利功能,也引發了較為嚴重的社會問題、經濟問題和環境問題。如何在當前時期走好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道路,全面提高城鎮化質量,是當下需要關注的重要問題。70年間地方政府是中國城鎮化最重要的主導者,在制度變遷中擁有資源配置權的地方政府扮演了“第一行動集團”角色,在我國城鎮化進程發揮了特殊作用。地方政府通過掌握的轄區資源,推動要素向城市集聚、參與城市治理,使得城鎮化一路快速發展。本文聚焦于地方政府視角,回顧了70年間城鎮化發展歷程的變遷及取得的成就,并對地方政府現有的城鎮化發展模式及存在的問題進行了梳理,基于當前地方政府的城鎮化發展模式中亟待解決的問題以及新型城鎮化的轉型需要,力圖從地方政府的治理視角對未來城鎮化發展由高速度到高質量轉變提供政策建議,這對如何進一步釋放內需,讓城鎮化更好地助推轉型期經濟平穩高質量的發展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李永成

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學院

特朗普總統就任兩年多來,對外政策未能跳出自由霸權主義的窠臼,兼有繼承與調整的兩面,試圖在擴張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與霸權護持的雙重目標中找到更好的平衡。其繼承性集中表現為對外政策的強烈意識形態性;其調整突出表現為霸權護持優先的政策偏好,以突出經濟安全、強調公平貿易、減少海外用兵規模等手段護持美國霸權。

許漢澤

南京航空航天大學講師

李小云

中國農業大學教授

將扶貧項目的生成、申請、立項與落地實施作為一個完整的項目鏈條進行考察,發現在項目申請之前上級政府的“選擇性平衡”導致了扶貧瞄準偏離;申請、立項環節發生了扶貧目標的置換與項目的盲目擴張;項目落地后又遭遇了基層社會的解體重組與扶貧資源的碎片化。而這背后正是項目分級治理下不同層級政府的多重邏輯以及項目制與科層制之間的張力,二者共同導致了扶貧實踐與國家“精準扶貧”治理目標相背離。

周麗莎

國務院國資委研究中心研究員

建立出資人代表制度,是改革開放40年來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的主要經驗和取得的重大制度創新成果,應當始終堅持并不斷完善。同時要落實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國有資產情況制度。國有資產屬于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是全體人民共同的寶貴財富。依據憲法和法律,國務院代表國家行使資產所有權并負有管理職責,全國人大及常委會負有國有資產監督職責。

李紅娟

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經濟體制與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員,企業室副主任

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有兩條路徑,其一是通過技術,其二是通過改革,而技術囿于研發周期長和市場轉化期不可控等因素限制,在非常時期內通過改革調整生產關系,繼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其有效性顯而易見。因此,在當前從黨中央到地方各層面高度重視混合所有制改革,全面深入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意義深遠。在進一步推進國企混改過程中,諸如與誰混、怎么混、如何合等問題的解決將有助于改革實現實質性突破。

賈品榮

北京市科學技術研究院研究員

當前,北京已進入減量發展的階段,從集聚資源求增長到疏解功能謀發展。在減量發展時代,北京如何尋求新的發展動能?怎樣讓產業結構提質增效?在高質量發展的背景下,大力培育發展新興綠色產業,打造高精尖經濟結構,是北京的戰略選擇。而為了加快培育和壯大北京新興綠色產業,需要系統性推進制度創新、技術創新、產業創新、創新網絡建設。

宋錦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全球治理室副主任、副研究員

近年來世界多方聲音都對G20提出了批評,主要的批評意見集中于G20在全球治理過程中發揮作用的逐漸弱化。然而,2018年的G20峰會卻備受世界矚目,這種矚目不是由于G20機制本身取得了突破、形成了什么決議,而是它作為重要溝通平臺的作用得到了各國的清晰認知。中國能夠在全球治理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了,但國際社會目前還有一些疑慮,需要中國進一步澄清并完善自己的方案。

任琳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全球治理室主任、副研究員,研究興趣: 全球治理、非傳統安全、歐洲研究

當前,國際社會有很多聲音對多邊主義的未來持悲觀態度,一些人認為G20機制難以在未來繼續推動和引領全球治理的發展。回顧G20走過的歷程,它應特定的危機而生,在應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時表現出色,然而如今全球治理所面臨的危機已不再僅僅限于單一議題的內涵。

楊美霞

泰州學院教授

鄉村旅游是現代旅游業向傳統農業延伸的新嘗試,通過旅游業的推動,將生態農業和生態旅游業進行有機融合,是一種新型的產業形式。鄉村旅游具有精準扶貧效應,發展鄉村旅游可以幫助農村人口脫貧致富,促進城鄉均衡發展,促進美麗鄉村建設和農村文化資源保護,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實現鄉村脫貧、解決“三農”問題的有效途徑之一。

徐虹

南開大學旅游與服務學院教授

彩彩 南開大學旅游與服務學院

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發展必須以土地為基本保障、以資金為血脈流暢、以人才為運營根本的要素投入系統不斷健全完善和優化升級,政策在其中起到了引導方向、監督流向、擴大流量和確保增量的作用。政策作用的發揮不是靜止的,必須與時俱進,動態調整。

趙磊

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國際戰略研究院教授

世界格局與國際秩序是理解“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兩個關鍵變量。力量對比在變、游戲規則在變,因此國際社會面臨“大變局”。今天,世界格局的最大變化是發展中國家的群體性崛起。還有一個核心要素即準確定位中國的發展以及中國與世界的關系:社會主義中國能夠越來越主動地參與世界格局與國際秩序的塑造。在進入第四次工業革命的關鍵時期,雖然面臨諸多挑戰,但總體而言中國與發展中國家同西方發達國家基本站到了同一起跑線上。

張玉來

南開大學世界近現代史研究中心成員,日本研究院副院長

長期以來,相較于歐盟及北美一體化趨勢而言,東亞區域一體化進展及效果并不顯著,但由于各國采取積極融入全球價值鏈的政策措施,尤其以中國的改革開放為代表,使該地區加入國際分工體系,成為全球生產加工的中心。然而,受英國脫歐、“特朗普沖擊”等反全球化浪潮的沖擊,全球價值鏈面臨著嚴峻挑戰。對此,作為東亞生產網絡的“雙核心”,且在經濟上形成緊密關聯、互惠共贏的中日兩國,其未來合作將具有廣闊空間和巨大潛力。

劉威

武漢大學美國加拿大經濟研究所副教授

2018年,美國對中國實施出口限制,其直接利益訴求包括限制《中國制造2025》的實際實施、滿足美國政治和利益集團需求及減少美中貿易逆差。但其本質是為了實現守成大國對新興大國崛起的目標性限制。因此,中國需要主動對受損高技術行業加大扶持、深化中歐全球治理合作、選擇重點行業對美國進行目標反制、充分利用外資在華企業及所屬利益集團的政治游說、預防爭端擴展至金融領域及防止多邊聯合針對性技術制裁等,降低美國高技術出口限制的負面影響。

吳心伯

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美國研究中心主任

特朗普政府全面開展對華競爭,謀求在高新技術和國防產業鏈上與中國脫鉤,對中國機構和個人在美國的活動施加越來越嚴格的限制,在經濟、安全、外交等領域對華施壓。上述政策造成兩國關系氛圍惡化,戰略互信受損,結構性矛盾突出,中美關系從合作與競爭并存模式轉向競爭主導型模式,雙邊關系縮水,在多邊機制中的分歧和摩擦加劇。展望未來,中美關系在短期內依然形勢嚴峻,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但從長遠看來,中美關系走向存在多種可能。

尼克•巴特勒

英國《金融時報》能源評論員、倫敦國王學院政策研究所主席

在國際能源署(IEA)的一份新報告中,作者們認為核電的衰落令人深感遺憾。但國際能源署報告的作者們沒有考慮到風電或太陽能發電成本繼續降低的可能性,也沒有考慮到通過儲存技術,風能或者太陽能未來能夠提供大量低成本低碳能源的可能性。該報告沒有提到分布式電力供應的趨勢,這種趨勢降低了對大規模集中式電力生產的需求。

吳昺兵

財政部PPP中心工作人員

賈康

中國財科院研究員

運用PPP模式盤活存量資產有利于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化解地方政府存量債務,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我國政府一直鼓勵和支持“存量PPP項目”的發展,目前,存量PPP項目在市政工程、交通運輸、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等行業已快速興起。但是,運用PPP模式盤活存量資產在既有的政策規定和制度安排的銜接、配套、創新等方面仍存在一些問題與矛盾,制約了存量PPP項目的發展。

李勝

貴州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貴州省社科院基地

近年來,我國大數據與實體經濟融合發展水平不斷提升,同時也存在融合發展深度有待加強、融合創新能力亟待提升、政策支持和服務支撐力度不足、信息基礎設施建設滯后等問題。把大數據機遇轉化為發展紅利,需要以“大數據+實體經濟”為抓手,加強頂層設計,完善融合發展的政策和服務體系,夯實融合發展基礎,激發實體企業與大數據融合發展動力,全面促進大數據與一二三產業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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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外資大量撤出中國市場以及互聯網電商壟斷實力增強,這加了中國市場降級風險。一方面外資的撤出結果是質量降低,品牌降格,多樣性減少;而網商的沖擊則令實體店紛紛倒閉,商業蕭條,城市失去活力。隨著互聯網巨頭壟斷零售市場,低劣產品泛濫且流通便利,加大監管難度。最終消費者不得不購買質次價高的商品。
根據6月26日CNBC網站消息,美國財政部長史蒂芬·姆努欽稱中美已經接近達成貿易協議。姆努欽告訴CNBC,大約90%的貿易協議都已完成。他認為中美兩國元首在G20的會晤將有利于重啟停滯的貿易談判。姆努欽稱,希望獲得中國想要回到桌前繼續談判的信息,他認為這對中國經濟,美國重新取得貿易平衡以及中美兩國關系來說都是一個好的結果。
中國三家中型股份制銀行可能因為涉嫌違反針對朝鮮的制裁而成為美國處罰對象。這對于中國的銀行業引起了不小的震動。表明了中國企業在美營商時可能面臨的法律風險。而且如安邦咨詢對中美貿易摩擦發展趨勢的觀察一樣,表明美國對中國的“制裁”正按三步曲——貿易-企業-金融的節奏演變:從貿易戰到科技戰,再到金融戰。看似完全不理性、看似單獨的個案,卻反映了這種競爭和摩擦加劇的趨勢。
6月25日,交通運輸部新聞發言人吳春耕介紹了今年前5個月的交通運輸經濟運行情況。數據顯示,今年1至5月,交通運輸領域完成投資10138億元,同比增長7.3%,較去年全年加快6.6個百分點。其中,公路水路完成投資7537億元,同比增長4.8%,完成全年1.8萬億元任務目標的41.9%;鐵路完成投資2244億元,同比增長12.6%;民航建設完成投資357億元,同比增長39.5%。
國內證券行業杠桿倍數整體偏低,除了缺乏海外投行將客戶抵押物再抵押的權限外,還在于負債方式也較為有限,主要工具為公司債和短融,融資成本較高且受到資產負債率的約束。此次獲準發行金融債、短融額度擴大有助于降低證券公司融資成本,有序提升經營杠桿,增強行業整體資本實力。這也意味著頭部券商將進一步發揮系統重要性作用,取代中小銀行成為非銀市場流動性提供商。
全球最大資產管理公司貝萊德稱,即使美國對中國所有進口商品的關稅稅率提高至25%,中國今年仍能實現6-6.5%的經濟增長目標。貝萊德指出,中國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及穩健貨幣政策將有助緩和美國加征關稅對經濟產生的壓力,而根據經濟發展情況,中國可以推出更多財政刺激措施以及實施更寬松的貨幣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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