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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智庫看中國 Perspectives On China

安邦智庫(ANBOUND)

安邦智庫是一家獨立運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經濟政策研究機構。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庫,是中國現今最具建設性、最富經驗的公共政策研究機構。在長達26年的時間里,安邦致力于推動社會的開放、為中國社會的尊嚴而奮斗。

中國最新公布的11月份物價數據,給面臨下行壓力的中國經濟又蒙上了一層陰影。

國家統計局12月10日公布的數據顯示,2019年11月份,全國居民消費價格(CPI)同比上漲4.5%。其中,城市上漲4.2%,農村上漲5.5%;食品價格上漲19.1%,非食品價格上漲1.0%;消費品價格上漲6.5%,服務價格上漲1.2%。1-11月平均,全國居民消費價格比去年同期上漲2.8%。

與CPI顯著上漲形成對比的是,工業生產者價格指數依然下滑。2019年11月份,全國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PPI)同比下降1.4%;工業生產者購進價格同比下降2.2%。1-11月平均,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同比下降0.3%,工業生產者購進價格下降0.7%。

如何看待最新價格指數帶來的信號?從中可以看到中國經濟怎樣的變化?這恐怕是時近年底市場高度關注的問題。在安邦咨詢(ANBOUND)的宏觀團隊看來,11月份CPI同比上漲4.5%,這是一次值得警惕的物價上漲,為2012年1月(4.5%)以來的最高月度增速。近幾個月來,國內物價上漲勢頭強勁,從8月份至今,CPI同比增長分別為2.8%、3.0%、3.8%到4.5%,幾乎是大幅跳升。按這個勢頭,在明年1月份受春節因素影響,CPI不排除突破5%的可能。

那么,中國的高通脹來臨了嗎?從物價指數大幅上漲來看,的確需要警惕通脹激升。如果在經濟增速不斷下行背景下遭遇通脹,在技術上中國將會陷入“滯脹”之中——經濟下行而通脹上升,這對中國經濟將是一個很大的麻煩。由于經濟下行壓力可能直接導致失業人數增多和收入增長放緩甚至減少,滯脹將在社會層面對老百姓的生活造成極為現實的沖擊,并且會進一步降低人們的消費需求,加劇經濟“過冬”效應。

不過,從價格上漲的結構來看,推動物價指數激升的主要是食品價格,尤其是豬肉價格上漲。統計局數據顯示,11月份,食品煙酒類價格同比上漲13.9%,影響CPI上漲約4.10個百分點。食品中,畜肉類價格上漲74.5%,影響CPI上漲約3.27個百分點,其中豬肉價格上漲110.2%,影響CPI上漲約2.64個百分點。這意味著,如果剔除豬肉價格上漲,CPI上漲為1.86%;剔除畜肉類因素,CPI上漲為1.23%;而食品煙酒類因素之外的CPI價格上漲,約為0.4%。很明顯,此輪價格上漲的“結構性因素”影響很大,非洲豬瘟事件的后遺癥直接推動了物價上揚。

陸伯彬

美國波士頓學院政治學教授,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研究員

美中兩國之間的權力轉移正走向一個關鍵的節點。中國的經濟影響力和在東亞地區的海軍實力正迅速提升,已挑戰了東亞安全秩序和長期以來美國|在此布局已久的區域安全利益。隨著美中海上力量差距的不斷縮小,保持地區穩定、維護大國和平的挑戰也將愈發嚴峻。在這樣瞬息萬變的戰略環境之中,尤需美中兩國構建穩健且明智的領導團隊。

鐘正生

財新智庫莫尼塔研究董事長兼首席經濟學家

張璐

中美就第一階段經貿協議文本達成一致,美方將履行分階段取消對華產品加征關稅的相關承諾。中美第一階段協議或將產生以下影響:一是制造業投資有望企穩回升,二是通脹壓力有望緩和,三是人民幣匯率有望回到6.9一線。當然,還需清醒地看到,第一階段中美經貿協議可能已是中美雙方的最大公約數,下一階段談判難度必將倍增。因此,中美談判仍將是左右2020年市場的最大主線,即便經濟形勢緩和,修復信號增多,國內逆周期調節政策也不宜遽然生變,結構性改革推進仍應重點扎實推進,為后續變數預留空間。

劉守英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教授

雪鋒(中國人民大學)

財產權和鄉村內部治權是鄉村秩序的基礎,宅基地產權和治理規則是鄉村穩定與發展的重要內容。建國以來宅基地制度演進的基本邏輯是以保障居住功能弱化財產權利、為了耕地保護削弱鄉村內部治權,從而國家公權支撐的“管制”權不斷強化。“強管制,弱產權”的宅基地制度安排導致管制無效和產權無效。國家主導的宅基地制度改革頂層設計朝著強化管制、有限開放產權的方向進行,地區試點的制度創新明顯朝向尋求有效治理和顯化財產權利。

景躍進

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教授

本文從宏觀角度考察新世紀以來中國鄉村治理正在經歷的歷史性變化;導致這一變化的基本動因是農業稅費改革和城鄉資源配置關系的逆轉。由此,國家權力以項目、下派第一書記、加強農村基層黨建、財政支付村干部報酬等方式全面進入鄉村社會。國家權力的下滲一方面加深了原本就存在的村干部行政化現象,與此同時也促進了村民自治的新實踐——各地在自然村層面尋求新的自治形式。

劉振偉

全國人大農委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先后經歷了以工補農、以城帶鄉、城鄉統籌發展階段,目前進入到城鄉融合發展階段。鄉村振興戰略是城鄉融合發展的總抓手,在鄉村振興整體頂層設計、法治保障加快推進的同時,要同步建立健全穩定的投入增長機制。新時代,建立健全財政扶持、稅收優惠、金融支持、社會參與、村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民籌資投勞的多元投入增長機制,對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意義重大。

姚洋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

過去兩年的增長減速不是中國經濟本該有的過程,而是因為去杠桿太快、太猛造成的:去杠桿的核心政策——資管新政——過度打擊了直接融資業務,致使貨幣和財政政策傳導機制失效;中國經濟的增長率沒有達到潛在增長率,但是,恢復增長率的措施可能不是加大財政和貨幣刺激政策力度,而是對資管新政進行回調,修復貨幣和財政政策的傳導機制。

龐中英

中國海洋大學特聘教授、海洋發展研究院院長

全球機構,以及在地區層面多國集體參加的公共治理機構的危機,及其目前的出路意味著兩點:第一,冷戰后的“全球治理的時代”以及整個時代的某些關鍵詞,正在終結或者退出歷史舞臺。第二,替代性的全球或者區域安排繼續浮現或者發生,這可能讓世界局勢更加動蕩、混亂,更不確定。不過,在一種真正具有更大可持續性的新世界秩序——“后全球治理時代”產生以前,這樣的不確定性或者混亂反是“常態”。

吳一平

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

楊芳

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博士生

李鵬飛均

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博士生

國家保持繁榮必須具備國家能力,具體包括兩種能力:中央的立法能力(和基層的執法能力),以及強大的財政能力(用以確保法律的執行和政府的治理)。信息技術可以推動技術和商業模式創新,帶動實體經濟發展,進而增強基層政府的財政能力,最終夯實國家能力。同時,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可以為國家治理現代化提供新的支撐,政府、企業、行業協會、社會組織、媒體等可以借用信息技術探索多方共治的新型治理體系。

李奇霖

聯訊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會議指出指出“我國金融體系總體健康、具備化解各類風險的能力”,這和往年“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重點是防控金融風險”、“防范金融市場異常波動和共振”等說法截然不同。這是對過去金融去杠桿工作的肯定,金融去杠桿的任務基本完成。通稿也提到要保持宏觀杠桿率基本穩定,相比于往年的“去杠桿”基調偏積極一些。去杠桿將暫時告一段落,后面重點轉向穩杠桿,預計實體融資的環境將改善,信用分層的現象可能會有所好轉。

李迅雷

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不久前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已經把三大攻堅戰的順序做了調整,把過去的防范重大經濟風險放在后面,把扶貧放在第一位,把防風險精準表述為“防止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并放在第三位。可見,明年要實現全面奔小康和翻番目標,必須繼續增加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水平,這對穩就業就很關鍵,估計2020年GDP增速目標會確定為6%左右,通過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來擴大投資規模,通過偏寬松的貨幣政策來穩定預期。

方明月

中國農業大學經管學院副教授

聶輝華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張雨瀟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處置僵尸企業不僅是當前經濟工作的重要抓手,而且是迫在眉睫的難題。通常認為,僵尸企業是指那些持續虧損、扭虧無望,主要依靠政府補貼或銀行貸款續命的企業。但是,識別僵尸企業是一門技術活。人大國發院識別僵尸企業的標準是:(1)貸款利率低于正常的市場最低利率;(2)息稅前收入低于當年應付利息;(3)上一年資產負債率超過50%,且當年繼續借貸;(4)連續兩年滿足前三條標準,則當年被識別為僵尸企業。

梁紅

中金公司研究部負責人、首席經濟學家、董事總經理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12月10日至12日在北京舉行。會議指出,結構性、體制性、周期性“三期疊加”影響持續深化,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世界經濟仍處在國際金融危機后的深度調整期,但中國經濟穩中向好、長期向好的基本趨勢沒有改變。要完善和強化“六穩”舉措,健全財政、貨幣、就業等政策協同和傳導落實機制,確保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我們預計2020年經濟增長目標可能定在6%左右。

鄒平座

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首席研究員

金融是國民經濟的命脈,現代經濟的發展離不開金融。制造業是最大最重要的實體經濟,金融業能否履行服務實體經濟的天職關鍵在于金融業能否為制造業提供全面的高質量的金融服務。由于中國制造業的特殊性、系統重要性,根據當前金融服務制造業的特殊的現狀和問題,中國需要建立專門的“制造業金融體系”,全面提升制造業金融的治理能力。

周偉林

復旦大學城市經濟研究所所長,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

在快速發展中日益凸顯的村鎮問題,必須通過選擇適合的發展途徑用心去加以解決。要特別注意避免兩種極端的傾向:一種是美化過去,認為凡是傳統都是好的,而把村鎮的發展看得一無是處。作為對田園生活的向往,這種懷舊情結不難理解,但若要把這種情結作為制定政策的依據,就會帶來很大困惑。另一種需要避免的傾向,是把經濟發展的目標看得高于一切,片面強調單向度的城市化、規模經營和產業化,只強調生產功能而忽視村鎮的生態、文化和生活功能。我們要加強這樣一種認知:即村鎮過去是現在將來仍然是人類生活的基本場所,它應該充滿魅力,成為吸引人、涵養人的地方。

盧鋒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北京大學中國宏觀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美國WTO改革首要目標指向所謂非市場體制扭曲作用,這方面立場認知相當程度被美歐日本組成的所謂“三邊進程”共享。今年1月和5月“三邊進程”在巴黎和華盛頓召開第五次和第六次貿易部長會議,繼續研討設計在WTO改革中推薦這方面新規則的概念框架與建議文本。美歐日這方面改革意圖,與中國目前表述的十多個領域系統改革主張毫無交集。經濟體制爭議及其在多邊規則領域投射,應是WTO改革將面臨的最為敏感與棘手議題,對中美以至中國與主要發達國家經貿關系能否向合作新范式過渡構成關鍵考驗。

張紅宇

清華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副院長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農業農村發展步入新的歷史階段,改革仍是激活主體、激活市場、激活要素的關鍵所在。要準確把握農村改革方向,以土地制度改革為主線,聚焦土地制度、經營制度與產權制度三個重大問題,深化改革,創新農業體制機制,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發展目標和強國夢,完成鄉村振興的歷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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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的改變非常迅速,過去同時依靠“懲罰”及“拒止”的核威懾模式正在瓦解,在核對抗來臨的時代,未來的核力量及其理論將逐漸向“拒止”方面傾斜。核武器的作戰目標將由“反價值(counter value)” 向“反力量(counter force)”過渡。未來的核威懾將呈現出越來越大的進攻性,這同時也意味著核武器被使用的可能性將越來越高,前景不容樂觀。
世行報告預測,2019年中國經濟增速為6.1%。報告認為中國經濟面臨的外部風險主要來源于主要經濟體,尤其是歐洲部分國家經濟放緩幅度超過預期,以及全球貿易和投資疲軟。世行預計,受內外部因素影響,中國經濟增速2020年為5.9%,2021年5.8%。這意味著,從2019年開始,中國經濟增速將連續三年放緩。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稱,穩增長過去是作為一個目標,現在可能是作為一個手段。2019年把保障就業首次放在了宏觀政策層面,成為了首位目標,經濟增長就是實現這個目標的手段。如果就業比較充分、就業質量提升,在這種情況下的經濟增速就是比較合適的,“只要不影響就業,經濟增速6%左右都是可以的。”
隨著日本央行決定維持其貨幣政策保持不變,今后一段時間全球的主要經濟體的貨幣政策正在進入“慣性”寬松之中。資本過剩導致的零利率、負利率的貨幣環境,以及高負債和泡沫化的資本市場的扭曲也日益嚴重。這種情況下,中國需要保持適度的信用擴張,以穩杠桿來保持長期和短期的平衡。
標普評級指出,天津物產集團是有里程碑意義的案例,示范了中國政府容忍國企違約的程度越來越高,境內外債券皆如此。標普稱,在經濟疲弱以及稅收下降的情況下,地方政府根本沒有能力支持所有國企,更愿意采取由市場主導的債務重組,而不是無條件援助。未來對國企的紓困將會減少,國有企業違約率會再上升。
12月19日,美國眾議院通過了對總統特朗普的兩條彈劾條款:阻礙國會及濫用權力。彈劾案由此正式進入參議院的管轄范圍。如安邦咨詢此前曾經指出,參議院將按照2/3多數的原則,投票決定總統的去留。而特朗普政府的命運實際上將由其能否克制自己的“表演性人格”所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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