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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智庫看中國 Perspectives On China

陳功

安邦咨詢創始合伙人、首席研究員、博士后導師、著名智庫學者、信息分析權威專家。“新絲綢之路”的最早研究者,中國陸權理論的最早研究者。研究方向主要是基于信息分析的地緣政治戰略和城市發展戰略

威懾理論自從核武器誕生以來,經過長時期的發展,曾經繁榮一時。世界有核國家的基本戰略或多或少都受其影響。因此核威懾理論對世界安全環境的影響極大。核威懾理論的體系內容非常龐雜,但其主要的思想構成卻相對簡單。一般認為,實現威懾主要通過兩個方面:通過“懲罰”(by punishment)或通過“拒止”(by denial)。前者指通過建立具有足夠毀滅力的報復力量,使得對方顧及到自己的損失而放棄進攻性行為,本質上是防御性的;而后者指的是通過降低對方進攻性行為的成功率來實現威懾,從某種意義上講是進攻性的。伯納德·布羅迪在1959年的觀點是,可靠的核威懾力量必須始終處于準備使用的狀態,但不能已經被使用,否則談不上威懾了。托馬斯·謝林在1966年提出,傷害另一個國家的能力現在被用作防止其做出某種行為的一種因素。他認為,以武力為基礎的討價還價的能力是威懾理論的基礎。

在冷戰時期,世界秩序建立在美蘇兩強的核保護傘之下,形成相對的核均衡,因此核威懾理論在這段期間里,具有獨特的價值,并且有所發展。因為一個相對弱的(擁核)力量可以憑借其極端的破壞力量阻止另一個更強大的對手,只要這個相對弱小的國家能夠在第一波突發襲擊中有可能存留下來,那么它在國際新秩序體系中就擁有發言權。這樣的觀點促使更多的國家渴望擁有核力量,實際也推動了核武器以及核技術的大發展。

實際上,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核技術的發展,核武器在世界的普及化,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擁有核武器,這使得核威懾理論的存在價值受到很大的質疑和挑戰。2004年,弗蘭克·C·扎加雷提出,核威懾理論在邏輯上不一致,在經驗上不可靠。亨利·基辛格、比爾·佩里、喬治·舒爾茨、以及山姆·納恩等地緣政治大師、學者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他們認為核威懾遠不能讓世界更安全,核武器已成為極端風險的因素。在國內,追蹤研究核戰風險的安邦咨詢(ANBOUND)自2006年朝鮮首次核試驗以來也曾經多次警告,由于核武器的小型化,尤其是有核國家的普遍化,世界正在面臨空前的核戰爭風險。換句話說,安邦的主要觀點認為,核威懾理論已經過時,以核武器作為威懾力量,防止核戰爭的爆發實際就是一種自我麻醉,現在的世界已經進入一個核對抗的時代,核戰略是常規軍事戰略的組成部分。

王飛飛

北京清華同衡規劃設計研究院智慧城市研究所主創規劃師

李公立

北京清華同衡規劃設計研究院智慧城市研究所所長

龔方

青島西海岸新區區委軍民融合發展委員會

王瑤

北京清華同衡規劃設計研究院智慧城市研究所

黃仲元

北京清華同衡規劃設計研究院智慧城市研究所

人工智能有助于從技術、數據和應用場景等層面更加深刻地理解智慧城市。隨著智慧城市建設不斷深入和升級,對人工智能的需求越來越大,以人工智能為核心的信息技術是下一階段智慧城市發展的關鍵。AI智能城市是以AI智能技術為特點的智慧城市,AI智能城市是未來城市發展的重要內涵與新趨勢。

馬燕坤

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經濟體制與管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經濟學博士

張雪領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際合作中心助理研究員

城市群城市功能分工由產業在城市群時空演變而來,描述的是核心城市與外圍城市在城市群內主要發揮何種外向功能,依托于不同規模等級的城市,主要表現出產業依賴性、規模等級性和時空動態性三個方面的特征,其背后隱含著核心城市與外圍城市之間的多種功能分工形式。生產成本差異、技術進步和應用、區域經濟一體化、集聚經濟、行政體制、歷史文化等因素都會對城市群城市功能分工的形成和發展產生影響。

沈丁立

復旦大學教授

有人認為,美國轉向與中國對抗的政策已成美國國家共識,甚至在美國輿論場上浮現出一股中美關系“再也回不到過去了”的悲觀論調。但要說美國的對華關系已經定局,顯然不符合事實。這樣說不僅低估了中方塑造中美關系再平衡的意識和能力,也低估了美國國內通過辯論與實踐避免走極端的傳統與能力。中美關系仍在新階段的深度平衡中,我們切不要低估了兩國都具有彼此重塑自我與對方的卓越能力。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研究部“推進健康老齡化策略研究”課題組

人口老齡化是中國面臨的一項重大中長期挑戰。應對人口老齡化需要采取多方面的策略,但最為根本的是提升老年人的整體健康水平和生活質量,實現健康老齡化。充分認識我國老年人群及未來十五年內將要進入老年階段的“將老未老”人群的需求,有利于科學設計服務體系,滿足當前及未來的老年人的各類需求。

曾偉雄

聯動優勢數據業務部模型分析總監

溫泉

零壹財經資深分析師

拆分監管的模式是將征信機構分為征信數據機構和征信服務機構,并且征信數據機構和征信服務機構不能是利益關聯方,更不能是同一個機構。對相應的征信機構的監管拆分為對征信數據機構的監管與征信服務的監管。監管機構對征信數據機構發放征信數據牌照,對征信服務公司發放征信服務牌照。征信數據機構和征信服務機構都必須要持照經營。

田明

理學博士,北京師范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教授

李辰

北京師范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碩士研究生

賴德勝

經濟學博士,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

雖然戶籍制度的演變降低了農業轉移人口落戶的預期,但是戶籍改革不徹底,落戶滿足不了期待,也是導致農業轉移人口落戶意愿較低的原因之一。自由遷徙和自由落戶仍然是戶籍改革的最終目標,以人為本,推進戶籍制度改革是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同時,必須看到戶籍制度改革作用的局限性,解決農業轉移人口問題必須聯系其他方面的改革,協同推進。

黃益平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金光經濟學講席教授

中國大概在2025年前后會達到世界銀行的高收入經濟體的標準。2030年之后,中國的經濟總規模可以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到2049年時,中國經濟增速有可能放緩至2.7%-4.2%,那時人均GDP已經變成美國的三分之二,應該可以實現第二個百年的奮斗目標。增速在2.7%到4.2%之間,這個數字今天看起來覺得比較低,但這已經是一個相對樂觀的情景

鄭秉文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科院社會保障實驗室首席專家

在“后2020”時期,當扶貧政策進入常態化、制度化軌道之后,一方面應大幅度縮小用于扶貧的專項轉移支付資金和指定用途的一般性轉移支付資金規模,另一方面應將扶貧的轉移支付規模維持在一定水平上。而社會保障制度應為減困扶貧發揮制度化的作用,承擔起基本的減貧功能,為減貧作出較大貢獻。從理論上和制度起源上講,減貧是建立社會保障制度的初衷。

安邦智庫(ANBOUND)

安邦智庫是一家獨立運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經濟政策研究機構。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庫,是中國現今最具建設性、最富經驗的公共政策研究機構。在長達26年的時間里,安邦致力于推動社會的開放、為中國社會的尊嚴而奮斗。

非典型滯脹對于宏觀經濟政策調整形成了挑戰。中國央行行長易綱此前在分析央行貨幣政策時曾表示,各國央行根據本國實際情況來確定通脹目標,從1%到4%可能都是合理選擇區間。這一表述暗含了中國央行對未來通脹的目標區間設定,“通脹閾值”的上限目標可能是4%。現在的通脹已超過4%,但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又要求繼續放松貨幣政策。未來如何平衡宏觀政策?對央行和國務院都是個棘手的問題。

顏昌武

暨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

楊華杰

暨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

痕跡管理有著豐富的理論淵源和深厚的實踐依托。從理論淵源上講,痕跡管理發軔于理性官僚制的檔案管理原則和國家視角的簡單化邏輯,前者為痕跡管理提供了必要性,后者闡明了痕跡管理的可行性;從實踐依托上講,痕跡管理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治理實踐從總體支配到技術治國轉型的必然產物。痕跡管理在基層治理實踐中的異化絕非偶然。理性官僚制“本末倒置”的負功能、國家視角以顯性痕跡替代復雜績效的“狹窄化”和當前中國基層治理的權責錯位,構成了痕跡管理向痕跡主義演化的三重邏輯。

張蘊嶺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山東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

可以把國際治理大體分為五類:其一,聯合國體系;其二,國際組織;其三,國際條約;其四,行業規約;其五,國際對話合作機制。顯然,如今的國際治理具有普遍性特征,無論在治理范圍,還是在治理方式上都在不斷發展。這種大趨勢是與國際政治、國際關系、國際經濟,以及社會生活國際化發展相適應的,沒有哪一個國家可以處在獨立的自我空間里而不被國際治理涉及和約束。二戰以后,通過不斷發展的國際治理,世界進入了一個“有治理的國際秩序”,這是人類歷史發展的一個重要成就。

李文紅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成員,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深圳監管局局長

我們積極支持金融機構充分利用金融科技提高運營效率、風險管控水平和金融可獲得性,但與此同時,仍應尊重金融業務的內在風險規律,不能因采用線上模式而降低風險管控標準,確保業務長期穩健發展的可持續性。無論哪類機構、無論采用何種技術,只要從事同類金融業務,都應持牌經營,接受相應的市場準入和持續監管,遵循同等的業務規則和風險管理要求,以保持監管的一致性,維護公平競爭,防止監管套利,避免“劣幣驅逐良幣”。

趙佩佩

浙江省城鄉規劃設計研究院高級規劃師

胡慶鋼

浙江省城鄉規劃設計研究院, 教授級高級規劃師

呂冬敏

浙江省城鄉規劃設計研究院城市規劃師

買靜

浙江省城鄉規劃設計研究院城市規劃師

得益于高度城鎮化、非農化等基礎條件,在前階段美麗鄉村建設和區域中心城市輻射帶動下,目前杭州的鄉村地域在經濟、社會形態方面已發生較大改變。不過,由于發展條件、資源稟賦等差異,并非所有的鄉村都有條件實現振興。并且,由于杭州市域東西部的顯著差異和圈層式都市布局特征,在推進鄉村振興方面需采取差異化措施,有針對性謀劃不同類別、不同鄉村地域的發展路徑和管控措施:包括通過識別發展潛力進行分類引導和管控,加強鄉村土地政策有效調控與供給,促進城鄉統籌融合發展等。

肖永平

武漢大學國際法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

統計分析美國法院近20年來行使“長臂管轄權”的案件可以發現:美國在知識產權糾紛、刑事訴訟、反壟斷訴訟和經濟制裁問題上加大了對中資企業和中國當事人行使“長臂管轄權”的力度,并出現了對中國選擇性執法的現象。隨著美國把中國定位于主要戰略競爭對手,它對中國頻繁行使“長臂管轄權”將是大概率事件。我國需完善立法,為我國法的域外適用提供法律依據;積極司法,抑制美國對我國當事人行使“長臂管轄權”的沖動;加強國際合作與國內協調,提高我國依法行使域外執法管轄權的能力。

鄭永年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

在開放狀態下,越來越多的國家變成中國發展的“利益相關者”,美國(和西方)沒有任何可能性想把中國孤立起來。正因為開放,西方在中國問題上也不再是鐵板一塊。由于中國利益的龐大,美國的“放棄”只是意味著“轉讓”,即美國把其中國利益轉讓給其他西方國家。當然,美國“放棄”中國的意圖只體現在強硬派身上,因為“放棄”中國只是行政和政治邏輯,而非華爾街的資本邏輯。一句話,盡管中美關系充滿著巨大的不確定性,盡管兩國的“冷戰”潛力也浮現上來,但只要中國以冷靜和理性的態度來應付之,中美關系并不會如美國的強硬派所愿。

黃益平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金光經濟學講席教授

對中國來說下一步能不能持續增長,取決于能不能創新。我們在一些總量的指標上趕超非常快,但是很多創新仍然是在低端,應用的創新比較多,基礎研究比較少,這也反映了我們今天仍然是中等收入國家。我們也不能盲目想象可以全方位趕超美國和歐洲的科研能力,這也不現實。需要做的是在今天的科研水平基礎上持續地往前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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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決定全面取消城區常住人口300萬以下的城市落戶限制,全面放寬城區常住人口300萬至500萬的大城市落戶條件。這一政策對于常住人口100萬-300萬之間的Ⅱ型大城市的作用最大;對300萬-500萬人口的I型大城市也有一定的推動。常住人口100萬以下的城市,由于城市能級不足,在城市基礎設施、公共服務、企業集聚、就業環境等方面的條件不足,可能面臨被更大城市吸引人口的“虹吸效應”負面影響。
債券違約處置難,實際上還是資本市場不健全的原因。今后兩年的債券違約可能大面積爆發,如果沒有一個好的機制處理違約的債務,盡快“排雷”,將會導致矛盾的蔓延和擴散,形成系統性的風險。建立債券違約處置的綜合機制,是解決這一難題的第一步,更多的還需要以資本市場的建設來推動金融供給側產業鏈條的完善。
最高人民法院會同相關部門,圍繞債券糾紛案件的訴訟主體資格、受理、管轄與訴訟方式,以及發行人和中介機構責任等問題,制定了《全國法院審理債券糾紛案件座談會紀要》征求意見稿,旨在解決過去多年制約違約處置中的司法問題。多部門協作構建多層次違約糾紛化解機制是未來監管重點建設的方向。
業內人士預期,明年初地方債發行量同比將明顯上升,其中1月發行規模可能達8000億-9000億元人民幣,一季度累計發行量估計可高達2萬億元。預計明年地方債全年發行量約6.2萬億元,相比2019年增長約1.8萬億,主要來自經濟下行壓力下新增專項債券的主動擴容,以及到期壓力下的再融資債券被動擴容。
剛剛結束的中日韓第八次領導人會議,在區域合作方面是中日韓三國關系近年來的一個高點。日本首相安倍表示:“我們共同確認到,將為達成一份三國間全面的、高質量的協定而不懈努力,并力爭簽訂一份具有足夠附加值的日中韓《自由貿易協定》。”李克強總理指出,通過本次會議,加深三國之間的政治互信,切實應對經濟下行壓力,至關重要。文在寅總統強調,“在經濟領域,三國是‘命運共同體’。”
根據德意志銀行的計算,全球股市市值今年增加17萬億美元,總市值由去年底的略低于70萬億美元,升至超過85萬億美元,邁向90萬億美元水平。德意志銀行指出,全球股市上揚主要受惠于寬松的貨幣政策,以及政治局勢的發展。目前市況已處于“融漲”(melt-up)階段,可能代表牛市距頂不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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