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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邦智庫(ANBOUND)

安邦智庫是一家獨立運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經濟政策研究機構。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庫,是中國現今最具建設性、最富經驗的公共政策研究機構。在長達26年的時間里,安邦致力于推動社會的開放、為中國社會的尊嚴而奮斗。

莫迪2014年在印度大選中獲勝,當選為第14任印度總理,2019年成功連任。莫迪的政治作為以及印度人民黨政權與原來的國大黨有很大差異,而且部分取得了明顯的進展,對莫迪的這套政治韜略可稱之為“莫迪戰略”。

莫迪戰略體現在許多方面,例如莫迪戰略以“實利”為根本目標,這種“實利”包括,領土、能源、穩定、法律、金融、防務,印度制造的市場,重點在于印度的全面擴張。就此而言,莫迪是一個實用主義者。還有,認識到防務關系遠比政府關系穩定,所以莫迪政府非常強調并且基本不忌諱利用防務關系去構建區域合作框架。而對于印美關系,莫迪實際是在盡可能的利用美國的印太戰略,讓獅子為自己干活,不時的會用獅子嚇唬周邊鄰居。

莫迪戰略的擴張支撐點之一,就是充分利用印度官方與民營經濟的良好關系,為印度輸出影響力,提升國際地位。

莫迪戰略的重點之一,是為“印度制造”打開市場,所以莫迪現在非常強調“自由和公正”。在莫迪戰略中,這是核心原則部分。

莫迪戰略在實現方面,走的是一條由松散到整合的道路。它由各種松散型的關系作為開始,從前前后后、七零八落的條約、計劃和項目開始,然后逐步整合為具有地緣戰略色彩的區域聯盟秩序。這樣做的效果是明顯的,花錢少而見效快,有明確的、清晰可見的戰略利益回報。

莫迪戰略對于中國的影響,主要是制約“一帶一路”,通過打造與印度的共同利益圈,實現牽制中國、擴大印度市場和影響力的目的。這當然也會對各種各類的“中國制造”,形成競爭和挑戰。

莫迪戰略尤以與以色列和美國的關系軸心為一個重點。作為近10年來的世界地緣政治常識,美以政治軸心基本就是一個事實存在。莫迪放棄不結盟,強調加固與以色列的各種關系,顯然希望滲透進入美以軸心,穩定印美關系的未來,莫迪甚至在考慮讓以色列成為印美關系的杠桿。

總體看來,莫迪戰略建立在對印度未來“全面樂觀”的基礎之上,這是莫迪戰略的一個重要特點和基礎。所以,或許可以這樣說,莫迪戰略的弱點就在于印度的經濟發展不可能一帆風順,如果印度經濟增長未來出現令人意外的重大滑坡,莫迪戰略的這一缺陷就會表露無遺,甚至動搖莫迪政府的政治地位,印度的區域影響力自然也會面臨重大危機。

了解“莫迪戰略”的動力性因素構成、結構、發展路徑,在未來,就可以輕松地知道,在什么問題上會遭遇什么樣的印度式反應;什么問題可以得到印度“YES”的回答,什么問題可能得到“NO”的答案。

任澤平

恒大集團首席經濟學家,恒大研究院院長

甘源

恒大研究院

石玲玲

恒大研究院

劉宸

恒大研究院

未來應該繼續加大改革力度,疏通貨幣政策利率渠道。一是盡快培育一套能夠準確反映政策意圖的基準利率體系,完善利率走廊機制,降低市場利率波動。二是逐步推進存款利率市場化,按照先長期后短期、先大額后小額的次序安排逐步放開。三是通過階段性降準的方式降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四是進一步發展債券市場,完善國債收益率曲線,強化政策利率在債券市場上的傳導效率。五是加大財稅體制改革力度,盡快打破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部門的預算軟約束。

林彥

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教授

當前,地方立法處于尷尬的兩難境地。一方面,其創制空間受到很多限制,即“有所不為”;另一方面,又被要求“有所為”,即不能簡單重復上位法。因此,建議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加強監督的前提下,給地方更多的制度創設空間。作為一種特殊的地方立法,特區立法因其較為充分的創制空間在當下顯得尤為珍貴,因此不可輕言廢除。當然,特區法規制定權也并未在所有的特區實現立法者的授權初衷和法定功能,建議在對特區法規制定權實施現狀及其成效進行全面評估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相關的頂層制度,使特區立法真正不負改革之名。

薛軍

北京大學法學院副院長、電子商務法研究中心主任

《電子商務法》第三十五條,更多關注的是具有巨大影響力的平臺,可能會濫用自己的強勢地位,不當地對平臺內的中小商家進行經濟上的一種限制。關于這種行為是否構成濫用市場支配地位,是否構成不正當競爭行為,理論和實務上都存在很大的爭議,有待包括法院在內的權威機構給出答案。要恰當地討論這一問題,基本的前提是全面、準確理解營造公平競爭電商環境的真正內涵。

馬紅坤

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經濟與發展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毛世平

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經濟與發展研究所研究員

李燕妮

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信息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通過對日本農地改革“兩個飛躍”各自的背景、舉措和績效進行比較分析,發現以低價購買轉讓的形式快速實現了“第一個飛躍”,相反,旨在實現“第二個飛躍”的半個多世紀的努力卻收效甚微,主要原因是,相比于行政推動的“第一個飛躍”,“第二個飛躍”實現過程中,改革手段太過溫和,政策缺乏協調,農地流轉市場失靈。縱觀日本農地改革的“兩個飛躍”,凝練出對我國實現適度規模經營的啟示:更加注重以行政配置資源的方式推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適度規模經營不能一蹴而就;推動適度規模經營應綜合施策。

陸南泉

中國社科院榮譽學部委員

2019年6月習近平主席訪問俄羅斯期間,兩國關系提升為“新時代中俄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提出“新時代”有兩個方面的重要含義:一是當今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種大變局的本身就意味著世界進入一個新的時代。為此,中俄關系也面臨這個大變局以及如何應對這個大變局的問題。這在客觀上要求中俄關系應有新的定位。二是中俄都是大國,又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對世界格局的變化都會產生重大影響,因此,強化中俄關系不僅僅是為了解決兩國國內的問題,還擔負著國際社會的穩定、建立新的秩序與和平的責任。

盧鋒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北京大學中國宏觀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為什么曾經取得巨大成就的中美關系似乎突然遭遇冰點?簡化而言,可以把諸多矛盾分歧因素歸結為美方兩大認知問題:一是美國如何看待中國經濟追趕,二是美國如何看待中國體制轉型。認知誤解背后的復雜時代內涵與巨大利益纏繞,決定了兩國分歧與爭議的長期性與深刻性。要在更高水平上實現兩國關系再平衡,美國需調整對中國發展方式與體制轉型的認知心態,基于自身利益接受中國現代化發展大趨勢;中國則需以自身現代化根本目標為本位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加快向高質量開放型市場經濟體制轉型。

保羅·史蒂文斯

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杰出研究員

全球能源經濟正經歷著從“碳氫分子到電子”的快速轉變,換句話說,從化石燃料轉變為可再生能源和低碳電力。當下的全球能源系統轉型已經被觸發,對氣候變化的關切和對轉向低碳經濟緊迫性的認知是首當其沖的觸發因素。在一些地區,城市空氣質量日益受到關注,這已超越了氣候變化范疇,成為推動政府政策轉型的驅動因素。強化因素包括可再生能源價格下降和電動汽車快速滲透市場。

王佐發

西南科技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我國資本市場注冊制改革,應該以建設競爭性資本市場為政策目標。首先必須弱化證券監管機構給市場定位。其次,以注冊制為基礎,按照市場化的原則,在新三板、上交所、深交所等公開證券交易市場之間建立競爭機制。第三,把地方性股權交易市場發展成有競爭力的非上市公司證券交易市場。然后,在注冊制監管框架下把這些市場納入監管,鼓勵三個主要公開證券交易市場選擇合適的地方性股權市場進行資產重組,打通非上市公司證券交易市場與上市公司證券交易市場之間的聯系。

張曉晶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

常欣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

劉磊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

2019年三季度,實體經濟部門杠桿率繼續保持平穩態勢,由二季度末的249.5%升至251.1%。前三季度實體經濟杠桿率分別上升了5.1、0.7和1.6個百分點,這樣的升幅并不算高。金融去杠桿速度有所放緩,尤其是從負債方所統計的金融杠桿率還略有上升,這也反映出政策面對于穩增長所作出的適應性調整。前三季度經濟增速分別為6.4%,6.2%和6.0%。宏觀杠桿率仍需繼續發揮助力。不過,僅靠加杠桿是不夠的,還要在調整宏觀杠桿率內部結構上做文章;同時還需要借助其它力量來穩增長,特別是要加快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趙海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姚曦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徐奇淵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

美國一方面對華發動貿易戰,擴大加征關稅商品范圍并提高稅率,另一方面卻設置加征關稅商品的排除機制,為大批美國進口企業“開后門”。短期看,排除機制是美國政策的糾錯機制,其有效緩解了美國廠商和消費者壓力,也將使中國對美出口壓力有所緩解。但從長期來看,該機制的標準設定和執行效果對中國產業升級可能帶來抑制效應。而后者尤其值得關注。

張茉楠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研究員

相比中美之間的貿易赤字,“信任赤字”是更大的赤字,增強互信的關鍵是理性對話、積極溝通。為有效消除中美之間的“信任赤字”,雙方應以過去幾十年的合作為基石,重啟制度性對話通道,建立新的合作框架,尋找共同利益交匯點,理清長期合作的領域,并在這一框架下解決分歧,唯有如此才能建起新的中美共處方式。

田甜

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博士生

左停

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戰后歐盟鄉村發展經歷了從支持農業轉向支持農業生產者和農業生產環境的轉變,從關注食物安全走向促進農業和農村的全面發展。歐盟不斷與時革新的鄉村發展路徑以及發展范式,對中國正在進行的鄉村振興戰略有重要啟示。首先,三農財政支持需要由支持農業生產轉向支持農業生產者和農業生產環境,鄉村振興除了經濟振興,更重要的是社會和生態的重振;其次,轉變政府職能,鼓勵多部門多主體的參與;最后需要說明的是鄉村振興應該有的放矢,鼓勵在生態脆弱和環境承載力不足的鄉村中的邊緣農戶退出農業生產也是實現鄉村振興的選擇之一。

安邦智庫(ANBOUND)

安邦智庫是一家獨立運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經濟政策研究機構。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庫,是中國現今最具建設性、最富經驗的公共政策研究機構。在長達26年的時間里,安邦致力于推動社會的開放、為中國社會的尊嚴而奮斗。

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給經濟政策帶來了迷茫。當前中國面臨的問題很多,現在政策注意力集中在很多事務上面,有貿易戰、棚改、扶貧、產業、科技、債務等等,有一大堆的東西需要關注,客觀上造成了政策注意力非常分散。面對諸多問題,應該重點抓什么呢?安邦智庫認為,資本市場才是真正的抓手。

陳雪原

北京市農村經濟研究中心

周雨晴

中國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對北京市郊區全部村莊2007年、2012年和2017年三個年度構成的約12000個大樣本數據的研究顯示,村集體凈資產與人均所得的絕對差距未能縮小且有所擴大,就業數量高值村莊出現就業量快速萎縮;村莊間景氣指數的絕對差距顯著,相對差異不斷擴大,并已呈現出兩極分化態勢;村莊綜合發展水平呈“俱樂部收斂”,村莊發展的“低水平均衡陷阱”問題凸顯。這是由村莊發展路徑的多樣化導致的,因此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須視村況分類推進。

陳志鋼

浙江大學中國農村發展研究院

畢潔穎

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信息研究所

聶鳳英

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信息研究所

方向明

中國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樊勝根

國際食物政策研究所

中國食物安全面臨的挑戰諸多,與食物安全與營養高度相關的挑戰主要表現為:耕地資源不足與退化、水資源緊缺與污染、氣候變化與極端天氣影響等自然資源和環境壓力,農業生產補貼提高帶來的財政支出壓力,膳食能量攝入不足、微量元素缺乏以及膳食能量和營養攝入過剩的營養不良“三重負擔”,食品安全問題以及食物損失與浪費問題。因此中國將更加重視結構調整和制度及技術創新,這意味著農業需要生產高價值、營養和安全的食物,更高效地使用水、土地和能源,保護環境和促進平等,因而需要中國食物安全戰略頂層設計上的系列轉變。

盧曉中

華南師范大學粵港澳大灣區教育發展高等研究院院長、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中國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的到來,只是作為高等教育內部背景的變化 ;同時,這個階段高等教育還面臨著新的外部背景——人類命運共同體時代的到來。在精英型和大眾型高等教育階段,我國高等教育體系的構建都或多或少存在過于單一地從內部背景進行考量的問題。但進入普及型階段,高等教育體系構建應該兼顧內外部背景的變化,尤其是要基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發展需要去考量。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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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份數據表明中國經濟處于全面下行趨勢。2019年10月份,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實際增長4.7%,比9月份回落1.1個百分點。10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38104億元,同比名義增長7.2%,實際增長4.9%。1-10月份,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510880億元,同比增長5.2%,增速比1-9月份回落0.2個百分點。
截至今年10月,國家發改委批復交通基礎設施項目總額11272億元,其中,城市軌道交通占比最高,為49.12%。18條鐵路項目及多個城市的地鐵項目,涉及投資近5000億元。今年前三季度,交通固定資產投資完成22918億元。很顯然,為了穩住經濟,國內已開啟了最熟悉的重大項目投資的路數。但加碼基建也有負作用,短期內穩了經濟,但加劇了結構問題。
11月14日,商務部新聞發言人高峰在回答中美經貿磋商相關問題時表示,中方多次強調,貿易戰由加征關稅而起,也應由取消加征關稅而止,這是雙方達成協議的重要條件。如果雙方達成第一階段協議,關稅取消的幅度應充分體現第一階段協議的重要性,而其重要性應該由雙方共同估量。雙方正在就此進行深入討論。
俄羅斯財政部副部長Vladimir Kolychev11月13日稱,俄羅斯將降低國家財富基金中的美元占比,目前正在考慮投資包括人民幣在內的其他外幣。他說,國家財富基金的結構調整將從明年開始生效。該基金是俄羅斯主權外匯儲備的組成部分。Kolychev表示,“我可以肯定地說,美元的占比將會下降。正在考慮其他貨幣...包括人民幣。”
日本政府11月14日公布,日本第三季度經濟折合成年率增長0.2%,低于第二季度1.8%的增速,也不及經濟學家的預期的0.8%。其中,私人消費小幅增長,資本支出增長了0.9%。不過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減少,反映出最近日本對中國出口的下降。經濟學家們稱,由于消費者支出不再發揮提振作用,日本經濟可能在第四季度收縮。
日美歐的企業部門合計自2002年起維持資金過剩趨勢,截至2018年累計超過10萬億美元。從家庭收支來看,過剩資金增加日趨明顯。不斷借用這些過剩資金的是政府。在日美歐,過去30年政府部門的資金不足金額累計達到37萬億美元,企業和家庭的過剩資金(34萬億美元)全部被吸收。無法擺脫長期停滯的情況下,存在政府債務滾雪球般膨脹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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