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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智庫看中國 Perspectives On China

王志鋒

中央財經大學教授,中國公共經濟學會理事、中國城市經濟學會學科建設委員會常務委員、國土資源部法律中心咨詢委員會委員,近年來在《經濟社會體制比較》《改革》《中國社會科學報》《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南開學報》《城市發展研究》等核心期刊發表論文40余篇

引言

從新中國成立之初的百廢待興到今天的全面發展,70年間中國無論是在綜合國力還是在全球影響力上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其中,城鎮化的快速發展也是中國崛起的表現之一。從1949年到2017年,中國城鎮化率由10.64%迅速增長到58.52%,城鎮常住人口在過去70年間增加了7.5億人。70年來,尤其是改革開放后,這場城鎮化進程使得中國釋放了巨大的勞動力潛能,極大地促進了出口導向的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同時,由于當前中國處在經濟轉型期,發展模式需要由出口導向轉向內需導向,在未來的城鎮化進程中,不斷增加的城鎮人口將為中國以消費主導的經濟增長、提振世界需求提供動力。

中國的城鎮化之所以能在短短的幾十年間取得如此大的成就,這其中地方政府的作用不容忽視。作為中國政府層級體系的組成部分,地方政府不僅是中央政府意志的實施者,同時在其內部也存在分層管理和調節。與中央政府是全國利益的代表者一樣,地方政府可以被視為地方利益的代表,對轄區經濟社會發展起著重要的推動作用。改革開放后,特別是實施分稅制后,中國特有的地方官員政績考核制度促使地方官員在地方有限的資源中最大化地實現區域經濟發展目標,發展當地經濟的意愿異常強烈,提高城鎮化水平自然成了地方政府的重要發展目標。隨著土地制度和戶籍制度的漸進式改革,地方政府憑借對土地資源的掌控和國家土地政策的支持,實現了城鎮化的跨越式發展,同時也有力支持了國民經濟的快速增長。但同時,地方政府過于依賴土地的城市化發展也衍生出了地方政府債務過高、建設用地的過度擴張、房價過高,房地產市場存在泡沫及對人的城鎮化不夠重視等一系列問題,這不僅大大削弱了土地的福利功能,也引發了較為嚴重的社會問題、經濟問題和環境問題。如何在當前時期走好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道路,全面提高城鎮化質量,是當下需要關注的重要問題。70年間地方政府是中國城鎮化最重要的主導者,在制度變遷中擁有資源配置權的地方政府扮演了“第一行動集團”角色,在我國城鎮化進程發揮了特殊作用。地方政府通過掌握的轄區資源,推動要素向城市集聚、參與城市治理,使得城鎮化一路快速發展。本文聚焦于地方政府視角,回顧了70年間城鎮化發展歷程的變遷及取得的成就,并對地方政府現有的城鎮化發展模式及存在的問題進行了梳理,基于當前地方政府的城鎮化發展模式中亟待解決的問題以及新型城鎮化的轉型需要,力圖從地方政府的治理視角對未來城鎮化發展由高速度到高質量轉變提供政策建議,這對如何進一步釋放內需,讓城鎮化更好地助推轉型期經濟平穩高質量的發展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許怡

社會學博士,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副教授,主持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中國制造"機器換人"趨勢下的勞動關系轉型研究》

許輝

德國耶拿大學

在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背景下,無論是“智能化”、“無人化”還是“省人化”,“機器換人”在深刻影響生產方式的同時,也在型構新的工業生產關系、勞資體系乃至社會結構。在尚未建構完整的應對體系時,更要注重社會風險的管控與疏導機制,避免出現結構性與規模化的社會風險。

許勤華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副院長、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李坤澤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能源戰略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文明不同于主權國家,并沒有明確的界限和指標加以劃分,并不存在其他領域常見的涇渭分明的競爭,更沒有任何一個指標體系能夠描述文明之間的所謂競爭。盡管文明之間并非總是和平共處,但合作始終是文明間關系的主流。即使以主權國家作為文明的代表來看,仍然無法改變文明之間以合作為主旋律的事實。

龐中英

中國海洋大學特聘教授、海洋發展研究院院長

世界和平、進步、新興力量必須明確拒絕“百年沖突”的可怕前景。“百年沖突”并不是解決我們這個全球化世界存在的問題的方案,反而將導致世界文明、世界經濟倒退甚至毀滅。我們必須通過國際合作治理“百年沖突”,贏得“百年和平”。爭取世界的“百年和平”應是中國外交奮斗的長期目標。

彭文生

光大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建立在第三方支付體系之上的電子貨幣,其對信用創造模式,分業和混業經營之爭、金融監管都有重要含義。數字貨幣如果發展起來,必然對金融的結構產生重大影響,而現代銀行體系可以說是公私合營機制,體現為享受政府信用擔保和接受政府監管,由此只有理解了數字貨幣的公共政策含義,才能準確把握未來發展的趨勢。

劉昕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導,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當前,一些在職干部在公開場合不愿說真話、不想說實話、不敢說心里話。 言及上級政府部門的部分政策,很多基層干部選擇了回避,謹守“為官不言”原則,干部“群體失語”現象在基層抬頭。一些基層干部不但在政府部門內部不愿過多發表個人看法或表明個人態度,而且在接受記者、研究人員的采訪調查時,或在一般性的社會交往過程中也很謹慎,對涉及政府政策等方面的問題不愿過多發表意見。換言之,基層干部的沉默行為已經從組織內部蔓延到了組織外部。

滕五曉

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教授

隨著應急管理部的組建,應急管理從非常態協同應對體制轉化為常態化職能部門日常管理體制,順應了時代的發展。進入新時代,我國應急管理迎來了戰略發展機遇的同時,仍然面臨嚴峻的挑戰,需要從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戰略高度、國家經濟社會發展規劃的系統維度、風險管理理論的專業深度和智慧科學的技術精度創新發展國家應急管理體制。

雅羅斯拉夫·利索沃利克

俄聯邦政府專家委員會成員,歐亞開發銀行原首席經濟學家

張恒龍

上海大學上海合作組織公共外交研究院副院長 經濟學教授

盡管美國最近采取的保護主義措施對發展中國家尤其不利,不過,發展中國家在尋求消除這種保護主義影響的途徑方面還是取得了重要進展,通過南南貿易的增長和貿易投資領域南南合作的優先發展,已經有效促進了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和現代化。

張明

平安證券首席經濟學家、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

在過去10年里,人民幣國際化取得了長足進展。但人民幣的國際地位,依然與美元、歐元等相距甚遠。要在未來10年內繼續深入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就要盡快推動國內經濟結構性改革,提高經濟增長效率,確保中國經濟能夠在未來10年繼續保持相對快速增長;要防止系統性金融風險的進一步積累,加快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大力發展人民幣作為國際計價貨幣的功能,加大國內金融市場向國外機構投資者開放的力度,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過程中鼓勵人民幣的跨境使用。

盛廣耀

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研究員

“無廢城市”的建設提出了一種新的城市管理理念,是一種將固體廢物環境影響降至最低的城市發展模式。“無廢城市”建設要求城市固體廢物管理,必須由“末端治理模式”轉變為“全過程綜合管理模式”。實施從源頭到末端的全過程綜合管理模式,以統籌推進源頭減量、資源化利用、無害化處置工作,將固體廢物產生量控制在最小,再利用、再循環利用率提高到最大,從而最大限度地降低固體廢物最終處置量。

王一鳴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博士生,盤古智庫研究員

特朗普對于美國經濟的信心是真誠的、篤定的,問題在于,市場是否敢于建立這樣的信心,選民會否愿意再次相信這樣的信心。特朗普希望將此刻延續下去,然而維持多久呢,美國經濟最終將選擇與總統和解、還是攤牌?如果是后者,發生在大選之前、還是之后?漫長的時間最終成為特朗普2020年連任競選的最大障礙,這種等待使得一切變得迷離難測,總統本身就是最大的不可測因素。

鄭新立

中國政策科學研究會執行會長

劉森

中國政策科學研究會研究二部主任

近年來我國經濟面臨下行壓力,加上近期美國一些人不斷升級中美經貿摩擦,對我國出口增長帶來不小挑戰。如何應對?我們認為,我國經濟保持持續健康發展需要擴大內需。目前,我國人均GDP不到1萬美元,正處于向高收入國家跨越的爬坡階段,內需潛力巨大。立足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把內需的潛力釋放出來,外需不足內需補,保持經濟持續穩定增長,是完全能夠做到的。

方芳

中國人民大學應用經濟學院教授、博導

隨著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經濟高質量發展對金融的需求已經發生改變,原有的金融供給不能與之相匹配。而金融供給側改革將圍繞著建設高質量發展的現代經濟體系,從供給側角度出發,改變金融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局面,為實體經濟發展提供高效率的金融服務,這是解決金融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的良方。

王浦劬

北京大學政治發展與政府管理研究所所長,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 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 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鄭姍姍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

我國公眾的政府信任整體水平較高,同時,信任程度央強地弱,呈現治理層級差序結構分化的特征。公共服務和政府回應能夠同時不同程度地增進公眾對基層政府和高層政府的政府信任,并實現政府信任差序結構的優化。同時,為實現政府治理的統一均衡有效性,需要在進一步厚植公眾政府信任的同時,改善其結構,逐步實現政府信任的層級均衡。

徐國慶

華東師范大學職業教育與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長

經濟發達的國家,如美國、德國、英國、日本、韓國等,無不是高度重視職業教育的國家。職業教育在這些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然而目前對我國來說,關鍵的問題是如何把產業對職業教育的需求轉化為學習者對職業教育的需求。我國職業教育發展面臨的核心問題是兩個需求的錯位。

羅必良

華南農業大學國家農業制度與發展研究院院長、教授

40年來中國農地經營制度變革,從最初農民對農地產權的爭權與國家的還權,到后來穩定承包關系與農地確權,其核心主線主要是圍繞產權界定來展開的,其基本的制度目標是試圖通過賦予農民以承包土地的排他權并強化其穩定預期,來促進農地流轉與農業規模經營。但是,產權強化并未取得預期的政策效果。因此,推進農業規模化經營,不能僅僅局限于農地產權界定層面的制度安排,更要探索產權實施層面的經營方式轉型。降低農地產權的實施成本,依賴于交易制度的創新及其組織選擇。

雷少華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助理教授

超越地緣政治、構建全產業鏈已經成為大國競爭的核心。只有建立在大規模就業和科技商業化的基礎上,以尖端科技為核心的高端產業才會有堅實的發展基礎。守成國家無法通過戰爭遏制新興國家在產業鏈上的攀升,因此只有對內強化產業發展,對外關閉國內市場、限制技術轉移和知識傳播、在全球范圍內打壓新興國家科技的全球市場轉化。從宏觀戰略的角度來看,在未來的幾十年中,構建全產業鏈將成為各大國的競爭目標,而出局者將很難再次具備在產業結構中攀升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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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外資大量撤出中國市場以及互聯網電商壟斷實力增強,這加了中國市場降級風險。一方面外資的撤出結果是質量降低,品牌降格,多樣性減少;而網商的沖擊則令實體店紛紛倒閉,商業蕭條,城市失去活力。隨著互聯網巨頭壟斷零售市場,低劣產品泛濫且流通便利,加大監管難度。最終消費者不得不購買質次價高的商品。
根據6月26日CNBC網站消息,美國財政部長史蒂芬·姆努欽稱中美已經接近達成貿易協議。姆努欽告訴CNBC,大約90%的貿易協議都已完成。他認為中美兩國元首在G20的會晤將有利于重啟停滯的貿易談判。姆努欽稱,希望獲得中國想要回到桌前繼續談判的信息,他認為這對中國經濟,美國重新取得貿易平衡以及中美兩國關系來說都是一個好的結果。
中國三家中型股份制銀行可能因為涉嫌違反針對朝鮮的制裁而成為美國處罰對象。這對于中國的銀行業引起了不小的震動。表明了中國企業在美營商時可能面臨的法律風險。而且如安邦咨詢對中美貿易摩擦發展趨勢的觀察一樣,表明美國對中國的“制裁”正按三步曲——貿易-企業-金融的節奏演變:從貿易戰到科技戰,再到金融戰。看似完全不理性、看似單獨的個案,卻反映了這種競爭和摩擦加劇的趨勢。
6月25日,交通運輸部新聞發言人吳春耕介紹了今年前5個月的交通運輸經濟運行情況。數據顯示,今年1至5月,交通運輸領域完成投資10138億元,同比增長7.3%,較去年全年加快6.6個百分點。其中,公路水路完成投資7537億元,同比增長4.8%,完成全年1.8萬億元任務目標的41.9%;鐵路完成投資2244億元,同比增長12.6%;民航建設完成投資357億元,同比增長39.5%。
國內證券行業杠桿倍數整體偏低,除了缺乏海外投行將客戶抵押物再抵押的權限外,還在于負債方式也較為有限,主要工具為公司債和短融,融資成本較高且受到資產負債率的約束。此次獲準發行金融債、短融額度擴大有助于降低證券公司融資成本,有序提升經營杠桿,增強行業整體資本實力。這也意味著頭部券商將進一步發揮系統重要性作用,取代中小銀行成為非銀市場流動性提供商。
全球最大資產管理公司貝萊德稱,即使美國對中國所有進口商品的關稅稅率提高至25%,中國今年仍能實現6-6.5%的經濟增長目標。貝萊德指出,中國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及穩健貨幣政策將有助緩和美國加征關稅對經濟產生的壓力,而根據經濟發展情況,中國可以推出更多財政刺激措施以及實施更寬松的貨幣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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