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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智庫看中國 Perspectives On China

王志鋒

中央財經大學教授,中國公共經濟學會理事、中國城市經濟學會學科建設委員會常務委員、國土資源部法律中心咨詢委員會委員,近年來在《經濟社會體制比較》《改革》《中國社會科學報》《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南開學報》《城市發展研究》等核心期刊發表論文40余篇

引言

從新中國成立之初的百廢待興到今天的全面發展,70年間中國無論是在綜合國力還是在全球影響力上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其中,城鎮化的快速發展也是中國崛起的表現之一。從1949年到2017年,中國城鎮化率由10.64%迅速增長到58.52%,城鎮常住人口在過去70年間增加了7.5億人。70年來,尤其是改革開放后,這場城鎮化進程使得中國釋放了巨大的勞動力潛能,極大地促進了出口導向的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同時,由于當前中國處在經濟轉型期,發展模式需要由出口導向轉向內需導向,在未來的城鎮化進程中,不斷增加的城鎮人口將為中國以消費主導的經濟增長、提振世界需求提供動力。

中國的城鎮化之所以能在短短的幾十年間取得如此大的成就,這其中地方政府的作用不容忽視。作為中國政府層級體系的組成部分,地方政府不僅是中央政府意志的實施者,同時在其內部也存在分層管理和調節。與中央政府是全國利益的代表者一樣,地方政府可以被視為地方利益的代表,對轄區經濟社會發展起著重要的推動作用。改革開放后,特別是實施分稅制后,中國特有的地方官員政績考核制度促使地方官員在地方有限的資源中最大化地實現區域經濟發展目標,發展當地經濟的意愿異常強烈,提高城鎮化水平自然成了地方政府的重要發展目標。隨著土地制度和戶籍制度的漸進式改革,地方政府憑借對土地資源的掌控和國家土地政策的支持,實現了城鎮化的跨越式發展,同時也有力支持了國民經濟的快速增長。但同時,地方政府過于依賴土地的城市化發展也衍生出了地方政府債務過高、建設用地的過度擴張、房價過高,房地產市場存在泡沫及對人的城鎮化不夠重視等一系列問題,這不僅大大削弱了土地的福利功能,也引發了較為嚴重的社會問題、經濟問題和環境問題。如何在當前時期走好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道路,全面提高城鎮化質量,是當下需要關注的重要問題。70年間地方政府是中國城鎮化最重要的主導者,在制度變遷中擁有資源配置權的地方政府扮演了“第一行動集團”角色,在我國城鎮化進程發揮了特殊作用。地方政府通過掌握的轄區資源,推動要素向城市集聚、參與城市治理,使得城鎮化一路快速發展。本文聚焦于地方政府視角,回顧了70年間城鎮化發展歷程的變遷及取得的成就,并對地方政府現有的城鎮化發展模式及存在的問題進行了梳理,基于當前地方政府的城鎮化發展模式中亟待解決的問題以及新型城鎮化的轉型需要,力圖從地方政府的治理視角對未來城鎮化發展由高速度到高質量轉變提供政策建議,這對如何進一步釋放內需,讓城鎮化更好地助推轉型期經濟平穩高質量的發展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達巍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教授

國內戰略取向是影響中美關系走向的重要因素。過去40年,中美兩國國內戰略取向的契合是中美關系取得突破、發展并保持穩定的重要原因。當前,中美兩國國內戰略取向的差異,也是中美關系面臨范式性轉折的重要原因。下一階段中美如何選擇自己的戰略、如何認知對方的戰略,將是決定未來中美關系走向的重要因素之一。

孔祥智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盧洋嘯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

生態宜居是鄉村振興戰略的關鍵內容, 也是鄉村生態保護的現實需要和城鄉融合發展的內在要求, 具有重要意義。在政策層面, 中央及地方陸續出臺多項相關政策推進生態宜居的美麗鄉村建設;在實踐層面, 很多地區在生態宜居鄉村建設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 并起到一定的引領示范作用。但在建設生態宜居鄉村方面積累豐富經驗和創新發展模式的同時, 也暴露出一些問題。因此, 有必要從理論層面剖析鄉村生態宜居, 系統總結建設生態宜居鄉村的實踐經驗。

龔維斌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

上世紀90年代以來,德國面臨東西德合并帶來的區域發展不平衡以及外來移民大量增加引發的社會融合問題,特別是新世紀以來人口老齡化加速,對經濟社會發展構成諸多挑戰。經過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創新,21世紀第二個10年,德國經濟社會發展逆勢上揚,連續9年保持經濟較快發展和社會穩定的良好局面。盡管中德兩國社會制度、政治體制不同,但是,德國社會治理理念和實踐對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治理體制仍然具有啟發和借鑒意義。

胡衛衛

南京農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于水

南京農業大學教授

扶貧主體的權威性和扶貧客體的特定性、扶貧方式的運動性和扶貧目標的預定性、扶貧手段的強制性和扶貧成本的虛高性等是當前精準扶貧的典型特征。在具體的扶貧實踐中由于缺乏基礎性和制度性的機制設計,部分地區出現精英俘獲、扶貧致貧、內源式微和法治弱化等治理失靈問題。這顯示,在鄉村扶貧場域,依靠技術手段的扶貧治理遵循的是政府單向度的權力支配和資源供給的實踐邏輯,在一定程度上缺乏人文主義關懷。而“以人為本”的柔性治理范式因其內在治理價值的前瞻性和創新性,順應后工業時代的發展要求,引領著公共治理的潮流,將成為21世紀鄉村貧困治理變革的重要走向

肖立晟

我所國際金融研究室副主任

袁野

太平洋證券宏觀分析師

本篇報告選取亞洲可與中國類比的國家及地區,考察其發展過程中經歷的高速增長與增速放緩階段,客觀的從勞動、資本和技術三要素的角度尋找經濟增長是否存在相似趨勢,且探尋三要素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發生變化時,資本市場會如何反應。

姜曉萍

四川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董家鳴

四川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

“美好生活”是城市社會治理的底色,體現了城市社會治理的本質屬性,蘊含著城市社會治理的價值理性;“互動共生”是城市社會治理的特色,彰顯了城市社會治理的特有屬性,構建了系統性為基礎、包容性為基色、公共性為基本、協同性為基調的城市社會治理現代化脈絡;“以人民為中心”是新時代城市社會治理的亮色,揭示了城市社會治理的時代屬性與內涵轉換。

黃奇帆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

互聯網金融、數字金融并沒有改變任何金融傳統的宗旨以及安全原則,在這個意義上無論是互聯網+金融,還是金融+互聯網,不但要把網絡數字平臺的好處高效地用足用好用夠,還要堅守現代金融形成的宗旨、原則和理念。

李彬

國家工業信息安全發展研究中心工業經濟研究所

當前世界經濟和跨國投資增長依然緩慢,制造業外資回流的態勢仍在持續,我國積極減少外資準入限制、優化營商環境、提高外資利用質量。在當前中美貿易摩擦的大背景下,加大外資吸引力度,不僅有利于緩解短期經濟增速下滑,而且是我國擴大對外開放的既定戰略。

劉琳

上校,軍事學博士,軍事科學院外國軍事研究部亞非室副研究員,主要從事東南亞軍事、南海問題等領域研究

5月31日至6月2日,第18屆香格里拉對話會在新加坡舉行。44個國家的高級防務官員和學者匯集美麗的獅城,其中包括28個國家的國防部長。作為亞太地區知名度最大的1.5軌地區防務安全對話機制,香格里拉對話每年都會引起全球范圍內的高度關注。而它對地區安全核心議題的探討也往往展現了地區安全態勢的最新發展,同時引領著不同安全觀、秩序觀的碰撞和交流。

公丕祥

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教授

在當代中國, 鄉村社會治理與法治發展具有自身獨特的歷史品格, 是一個交織著正規化與非正規化的雙重治理機理的運動過程, 其深刻地反映了來自國家規則與制度的正規化機制與淵源于鄉土社會法則或法理的非正規化機制之間的對立統一關系。因之, 鄉村社會治理與法治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廣泛存在于鄉土社會之中的村落共同體及其鄉村自治程序之構造。

楊東廣

中共河北省委黨校 [河北行政學院] 教授

田麗

中共河北省委黨校 [河北行政學院]講師

城鎮化導致農村“空心化”的嚴峻現實與“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改革目標, 使村干部選拔培養工作既面臨新挑戰又要適應新要求。為進一步發揮村干部角色功能, 提升鄉村治理水平, 我們必須構建貯備機制、選拔機制、培育機制、考核機制、任用機制、激勵機制、退出機制和保障機制, 努力探索村干部選拔培養長效機制。

張運成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美經濟“大清算”是當前中美關系的一個突出特點。清算指的是“攤牌”:一是美國傳統與創新的“二元經濟結構”難以為繼與中國經濟結構轉型行到半山的“碰撞”;二是美國片面對中國經濟進行全方位分析評估的實用主義與中國一直認為經貿關系是中美關系“壓艙石”的理想主義“碰撞”。

鄭磊

北京師范大學副教授

翁秋怡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

龔欣

華中師范大學教育學院

認知能力對個人的社會經濟結果具有重要作用,而學前教育則是影響少年兒童認知能力發展的重要因素。研究發現,學前教育是導致城鄉初中生認知能力差距的重要原因,它可以解釋七年級城鄉學生認知能力差距的28%-44%。政策效果模擬表明,在增加農村兒童學前教育機會的同時延長其在園持續期,對縮小城鄉認知差距具有一定的作用。

王軍

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副教授

劉軍強

中山大學中國公共管理研究中心、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教授

近年來人口政策先后經歷了“單獨二孩”和“全面兩孩”的調整。人口學界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爭論圍繞著三個關鍵問題:(1)政策調整前的生育水平是多少?(2)政策調整后的生育水平會回升到什么程度?(3)政策調整初期的出生堆積風險有多高?我們發現,學界有關人口政策的爭論雖然存在分歧,但共識也在形成。為避免跌入“低生育率陷阱”,國家需要營造友好的生育環境,構建與生育配套的各項社會政策,保證中國人口、經濟和社會的永續安全。

張立

四川大學南亞研究所副研究員

印太地區是中國安身立命之地,中國既受惠于印太的發展繁榮,也是確保印太繁榮穩定的中堅力量。因此,中國應當采取主動有為的態度參與印太地區安全發展秩序的塑造與調整,而不是一昧被 動 地 接 招。中國應從印太戰略的內在機理出發,努力緩解地區安全困境問題,繼續推動經貿合作,力爭 “印太” 戰略能為我所用,助推 “一帶一路” 和全球化發展,為中國自身的安全繁榮營造良好的周邊環境。

孔慶江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國際法學院院長

近年來在國際經貿領域,兩個事件并行,一是中美兩國之間發生貿易戰,二是作為多邊貿易體系核心的WTO陷入困境。這兩個事件都在分別指向中美經貿關系脫鉤的可能性,而兩個事件的疊加則意味著中美經貿關系脫鉤成為大概率事件可期。問題是,是否存在管控中美貿易關系的渠道?WTO爭端解決機制能否借改革恢復功能,發揮應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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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外資大量撤出中國市場以及互聯網電商壟斷實力增強,這加了中國市場降級風險。一方面外資的撤出結果是質量降低,品牌降格,多樣性減少;而網商的沖擊則令實體店紛紛倒閉,商業蕭條,城市失去活力。隨著互聯網巨頭壟斷零售市場,低劣產品泛濫且流通便利,加大監管難度。最終消費者不得不購買質次價高的商品。
根據6月26日CNBC網站消息,美國財政部長史蒂芬·姆努欽稱中美已經接近達成貿易協議。姆努欽告訴CNBC,大約90%的貿易協議都已完成。他認為中美兩國元首在G20的會晤將有利于重啟停滯的貿易談判。姆努欽稱,希望獲得中國想要回到桌前繼續談判的信息,他認為這對中國經濟,美國重新取得貿易平衡以及中美兩國關系來說都是一個好的結果。
中國三家中型股份制銀行可能因為涉嫌違反針對朝鮮的制裁而成為美國處罰對象。這對于中國的銀行業引起了不小的震動。表明了中國企業在美營商時可能面臨的法律風險。而且如安邦咨詢對中美貿易摩擦發展趨勢的觀察一樣,表明美國對中國的“制裁”正按三步曲——貿易-企業-金融的節奏演變:從貿易戰到科技戰,再到金融戰。看似完全不理性、看似單獨的個案,卻反映了這種競爭和摩擦加劇的趨勢。
6月25日,交通運輸部新聞發言人吳春耕介紹了今年前5個月的交通運輸經濟運行情況。數據顯示,今年1至5月,交通運輸領域完成投資10138億元,同比增長7.3%,較去年全年加快6.6個百分點。其中,公路水路完成投資7537億元,同比增長4.8%,完成全年1.8萬億元任務目標的41.9%;鐵路完成投資2244億元,同比增長12.6%;民航建設完成投資357億元,同比增長39.5%。
國內證券行業杠桿倍數整體偏低,除了缺乏海外投行將客戶抵押物再抵押的權限外,還在于負債方式也較為有限,主要工具為公司債和短融,融資成本較高且受到資產負債率的約束。此次獲準發行金融債、短融額度擴大有助于降低證券公司融資成本,有序提升經營杠桿,增強行業整體資本實力。這也意味著頭部券商將進一步發揮系統重要性作用,取代中小銀行成為非銀市場流動性提供商。
全球最大資產管理公司貝萊德稱,即使美國對中國所有進口商品的關稅稅率提高至25%,中國今年仍能實現6-6.5%的經濟增長目標。貝萊德指出,中國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及穩健貨幣政策將有助緩和美國加征關稅對經濟產生的壓力,而根據經濟發展情況,中國可以推出更多財政刺激措施以及實施更寬松的貨幣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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